天汉之国 第371节
正常的社会本就如此。生在好的地方，自然有好的生活。生在穷山恶水，生活就要苦一些。如果生在好的地方生活反倒不好，生在穷山恶水的地方反倒逍遥，社会肯定出了问题。
在桃源仙乡，生活小康是应该的。如果在这里活得艰苦，要么是遇到了重大变故，要么就是懒而且笨。王宵猎已经搬掉了所有的剥削，就连粮税都比较低，还有什么道理生活贫苦呢？
第894章 新安故事
王宵猎睁开眼睛，天已经黑了。亲兵点了蜡烛，烛影在那里一摇一晃的。
站起身，王宵猎伸个懒腰。自言自语道：“现在如此不济！不过看人忙了一下午，竟然就睡了过去。”
在屋里来回走了两圈，清醒过来。回到位子前，处理桌上公文。不一会，几份公文看过，桌上一下空了很多。看旁边放了一本书，王宵猎随手拿了过来。
原来是采风院的《世情》杂志，已经编了出来，陈与义拿来给自己看。
随手翻来，见是一些乡野奇谈之类。作者都是用唐传奇类似的格式，写成文言文小说。粗略翻了一遍，并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翻到最后，见是一篇拟话本的作品。
王宵猎要的，正是这一类作品，而不是那些百姓闲谈的东西。仔细观看，开头也是扯了几篇诗词，显示文采。可惜里面并没有出色的，都是些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
接下来，写的是一座县城里财主的故事。这个财主，为人谨慎，手段狠辣，渐成一方之霸。最后因为知县交给了他一项任务，要换客店的牌匾。其中有一户坚决不换，他就用来手段来，把这店主的儿子一个一个弄死，而且毫无证据。店主还是坚决不换，一怒之下，这个财主把店主人也弄死了。
故事并没有特别出色之处，但是这人把财主写活了。就连怎么弄死人的那些地方，写得惟妙惟肖。
把文章看完，合上书，王宵猎闭眼想了一会。把旁边的《民情》拿过来，翻开仔细观看。果然，没有多久就翻到了新安县张棣的上报。仔细观看，正是写的新安县的莫员外。
把《民情》里的内容看完，王宵猎道：“这个张棣，倒是个人才。”
官员下去采风，王宵猎并不限内容，听到、看到的都可以写。但是有一条，不许说假话，必须是真实的内容，真实的人名。后续有官员去检查，要能够依文章把事情从头到尾了解清楚。如果只是听说，就必须写明是听说。不能够把听说的内容，写得活灵活现吸引人。
说到底，采风官员是下去了解民情的，不是讲故事的。传奇和世情两本杂志，是让这些故事被大众知道，同时为采风官员提供一定的收入。
想了一会，王宵猎把文章收起来，晚上回去仔细观看。
第二天一早，王宵猎到了官厅，吩咐亲兵去把陈与义请来。
陈与义进了官厅，向王宵猎行礼。
王宵猎道：“陈参谋这边座，有事情与你商量。”
说完，到了旁边的小客厅，请陈与义坐了，命士卒上茶来。
王宵猎拿出《世情》，交给陈与义。道：“这里面有一篇文章写的是新安县故事，参谋看了没有？”
陈与义没有看书，说道：“这书是我编的，自然看过了。”
王宵猎道：“书里面的莫员外，也是个人才。参谋怎么看这个人？”
陈与义道：“我倒是仔细看过张棣写的《民情》，对莫员外的事情写得还算详细。莫员外善于逢迎官员，从来不跟官府作对，做事情也小心谨慎，让人抓不住把柄。这样的人，很难对付。”
王宵猎点了点头：“是啊，官府要对付他，又没有把柄。再者，他逢迎官员，地方官员也会保护他。就是我们派官员去整治，也会无从下手。这样的人，确实难对付。”
陈与义道：“不过这样的人，不违背官府意愿，对地方未必是坏事。”
王宵猎听了，不由得哈哈大笑。道：“对地方未必是坏事？那被他欺负的百姓怎么说？知县把一条街搞得跟鬼巷一样，街两边的商铺怎么说？更不要说，这些商铺改招牌，白白花的钱。地方有这种人，对地方没有好处，知县倒是可以为所欲为！”
陈与义听了不由皱眉：“宣抚要怎么解决？”
王宵猎叹了口气：“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所以招你来商议。我们现在，是官方一竿子捅到底，最少层采用官督民办的形式，还是官在管。这有个毛病，只要有官方庇护，豪强在地方就可以为所欲为。莫员外有一个特点，就是逢迎官方。官方不管交给他什么事情，都能够处理得漂漂亮亮。而且小心谨慎，绝不给官方留麻烦。试想，对地方官来说，这样的人谁不喜欢？哪怕就是现在，我们派官员下去，不把新安的知县换了，也很难查莫员外的事情。”
陈与义缓缓点了点头道：“宣抚说的没错。”
王宵猎道：“你我终究都是一个人，新安县这种事情，不可能亲自下去查。而且不要以为只有新安县是这样，随着时间发展，各地都会是这样。因为对于官员来说，什么事情都处理得妥当，实在太难了。治下万千百姓，什么样的人都有。不要现在看到张棣说的店主人可怜，就觉得百姓可怜。如果官员的手段软了，就会有真的刁民跳出来，让官员处处为难。碰到真的刁民，就重拳出击。遇到寻常百姓，就百般抚慰。我们现在这样说简单，但要官员真地做到，何其难也。到了最后，官员就会选择一言九鼎，不允许百姓反对。我们上面有规章制度，不允许官员这样做，那要怎么办呢？就会用到莫员外这种人，做些官府不方便做的事。官员给莫员外提供保护，莫员外给官府做些不合法的事，两者各得其利。如此这般，我们怎能防止地方不如此呢？”
陈与义听了，不由皱起眉头，缓缓点了点头。
王宵猎道：“我设置采风院，就是要了解地方的真实情况。从官员那里了解不到的。像是新安县，下面有莫员外这种横行一方的恶霸，但是我们看他的政绩很好。上面不管怎么样考核，只要考核有迹可循，就总是新安县这样的地方突出出来。如果我们再按考核提升官员，那么必然是这样的官员更容易升迁。等到这样的官员多了，这也就成为了官场不公开说的潜规则，不合法，但是合规。到那个时候，断场也就烂掉了。”
陈与义道：“那怎么办？既然是官府，不听官员的，又听谁的呢？”
王宵猎摇了摇头：“就是想不到，所以要商量。我能想到的是，是设置采风院，让采风官员下去，把民间的真实情况反映上来。因为我们做官的，是不知民间的真实情况的。看着是繁花似锦，实际上是烈火烹油，一点火星就能把民间炸了。所谓上下同心，其利断金。上面掌权的人不知道人民想的什么，那怎么行？”
陈与义想了想，缓缓点了点头道：“宣抚设了采风院，原来是这么个意思。”
王宵猎道：“虽然设了采风院，但采风官员怎么样工作，其他的官员怎么样配合，也大有讲究。采风官员如果像张棣这样，能掌握官员的升迁，问题就大了。官员们必然会百般讨好，一力迎和，那会怎么样？古有明鉴。秦朝每郡设置监御史，没改置刺史，都是这了监察地方。权力太大，最后刺史成了州牧，主政一地。这样的监察御史或刺史，是没有效果的。地方官员可以和其勾结，上面还是不知道地方情况。”
陈与义皱起眉头，陷入沉思。
王宵猎道：“所以，采风官员就是采风，最重要的是把地方民情报上来。如果地方有豪强，也是民情，当然也要上报。但是，查地方豪强不是采风官员的主要任务，顺带而已。地方上有豪强，采风官员不报，是采风官员失职。地方有豪强，采风官员只报豪强，也是采风官员的失职。”
陈与义苦笑：“这样高的要求，现在的官员肯定是不行的。”
王宵猎道：“现在官员的能力不行，那就一点一点提高，总有一天会行的。最怕的，是官员的能力不是一天一天提高，而是一天比一天更差。本来官员能力就不行，再一天一天差下去，那还了的！”
陈与义道：“一天比一天差是常态，一天比一天好的情况少见。”
王宵猎点了点头：“是啊，确实是这样的。如果一天比一天还差，都成常态了，这样的政权还想长治久安吗？”
过了一会，王宵猎又道：“新安的事情麻烦在这里。如果因为一个采风官员的报告，我们就大规模处理，那么以后官员对待采风官员的时候，态度就会有变化。不会像现在这样，张棣到县里，一个人找旅馆，官员完全不帮忙。也任他在县里采访，完全不干涉。我们怎么样避免这样的状况，是个难题。”
陈与义道：“这种事情，只怕很难避免。”
王宵猎道：“但是一个县里这样，总不能不管。这样吧，宣抚司派个干办去，显得我们重视。怎么处理，我们慢慢总结经验。其实这种事情，难的是怎么管，由谁来管。我们也没有经验，只有一步一步走了。”
陈与义道：“宣抚找我商量，其实我的脑子里也是一团浆糊，以前没有想过。以后要想清楚了，这种事情确实不是一下子就能搞清楚的。”
王宵猎点头：“是啊，看着简单，其实很难的。”
如何处理新安县，看着好像很简单，其实牵涉到的问题非常多。
作为宣抚使，王宵猎如果一知道了这种情，就驳然大怒，甚至派个专人去处理，是不合格的。这种事情对于地方是常规，不是只有新安一个县如此。你处理了新安县，别的地方怎么办？知道一个地方就派一个专人去处理？那么这些专人就会形成一个衙门，适不适合就成问题了。
首先要解决的，是由哪个衙门来管。是由行政系统的上级，也就河南府来管，还是由宣抚司来管。如果由河南府来管，就是知道了此事，作为宣抚使的王宵猎对行政系进行小小的警告。如果由宣抚司来管，就是王宵猎认为这不是行政系统的一个小小的失误，而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这间有非常大的差别，虽然王宵猎是宣抚使兼知河南府，下面的官员却不是兼任的。
其次要解决的，是怎么处理的问题。是简单直接的把新安知县免职，把莫员外抓起来重判，还是把事情分析清楚之后再处理，有很大区别。前者是当作一个偶然事件，后者则是当作普遍事件。
偶然事件有偶然事件的处理方法，普通事件则完全不同。不但是处理新安县，还要形成一套方法，一套有效的处理措施，给其他地方参考。
作为宣抚使，王宵猎需要考虑清楚这件事情的性质，处理的轻重，基本的原则，形成一整套处理措施。而不是听到这件事情，觉得不对，派个人去把官员裁撤了。
第895章 我不一样
送走了陈与义，王宵猎步出官厅，在院子里慢慢踱步。
已是初夏，花大多都谢了，桃、李、杏都挂满了青色的果实。石榴花开得正艳，小石榴也露出了影子。
池子里的荷花开了，从一片翠绿中窜出一朵粉色的花来，迎风轻轻摇曳。几只红晴蜓在花间飞舞，不时落在荷花的苞上，在上面一动也不动。
王宵猎走到梧桐树下坐下来，静静地看着院子里的景色，静静沉思。
从《诗经》到汉乐府，诗歌里表现民间喜怒哀乐的内容越来越少，直至发展成为上层文人的一种文学体裁。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民间的诗歌艺术性在降低，也说明了上层社会越来越不重视。艺术降低有很多原因，如因为语言的演变，上层与下层隔阂越来越大，等等，上层不重视下层，才是让人忧心的。
就像一个家庭，父亲在外打拼，承担各种压力，为了生活拼博。回到家里以后，虽然也有其乐融融的画面，但也有对孩子的打骂。这个时候，母亲护住孩子，但是一句许也不说，是不行的。这相当于鼓励父亲，让基变本加厉。母亲保护孩子，除了把孩子护住之外，还要有对父亲的大声斥责。
民间诗歌，或者是其他的类似艺术形式，就是人民母亲对官府父亲的声音。这个声音，有时候是斥责，有时候是赞美。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斥责的声音尤其要注意。
中国的传统，往往把掌权者比喻为父亲，把人民比喻为孩子，把国比喻成家。一个家，不能只有父亲和孩子，还应该有母亲的声音。民歌、小调这些民间的娱乐，很多时候就是母亲的声音。
汉语里，国经常被称为国家。把国看作一个家，不应该只是用来规范人民，也要规范掌权者。
关于国和家的认识，中国和西方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不只是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是会影响到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把这些问题理清楚，更让人有清醒的政治认识。
人类文明，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人如何认识自然、如何认识自身，从而正确对待、管理、应用的问题。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文人渐渐形成了一种思想，认为社会是单向进步的，后来的一定比原先的先进，西方的一定比东方的先进。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应该说，在那个时候，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选进。但在历史上，并不是这样。
从文明的进步来讲，西方的哲学并不是支撑西方科学进步的源头。反而是在科学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冲破哲学思想的束缚。如果抱着比较学习的态度，西方思想是应该有取舍的。
西方哲学与中国思想，并不是可以简单比较的。哲学和思想是两个概念，应该区别对待。
如果把人类思想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自然的思考，一是对人类本身的思考，这两个部分也是不同步的。自然方面来讲，西方哲学并没有回答。而对西方哲学推崇备至的人，也主要是因为西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
如果把文明认为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那么西方哲学，在文明上面的成就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唐宋时期。康德和黑格尔的地位，应该类比于中国的陆九渊和朱熹，类比老子和孔子就不合适了。所以黑格尔评论孔子，是不同层次的人强行点评人物，他理解不了孔子，评论也荒唐可笑。
如果西方哲学有一个另类，那就应该是大胡子了。不过大胡子开了一个头，西方并没有接着发展下去。
所以说研究哲学，或者在中国研究思想，要走过时光的尽头，去看一看他们最开始的在哪里。砝码是人类制造出来认识世界的，研究世界的，所以用砝码做比喻比较合适。对于一个哲学家，或者思想家，都应该问一问，砝码有多重。标的重量与实际重量不相符，是砝码错了，还是标的错了。
西方哲学家，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他们的思想受上帝的制约。一直到现在，没有西方思想家能够冲破这种制约，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不管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如果一定要强行对比中国文明史，西方康德、黑格尔、孟德斯鸠、卢梭、笛卡尔等人可以类比唐宋诸儒，萨特可以类比王阳明。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大约如此。他们具体的思想或许不同，但其实有脉络可寻。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五千年文明难道都活到狗身上去了？时间是文明认识的必要条件，想跳过没有那么简单。纵然有一两个超凡脱俗的人物出现，也覆盖不到普罗大众。因为你说什么，他们要么不懂，要么不想懂。
宋朝灭亡以后，中国在文明思想上实际是退步的。朱元璋虽然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功，但在思想上，实际上更加继承元朝的统治者。到了清朝，就更加退步到成为世界的玩物了。
王宵猎曾经看过一部电视剧《雍正王朝》，记得雍正对谁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我是天下最厉害的读书人。这句话说得够狂妄，所以一直记得。雍正当然是是天下最厉害的读书人，说出来这句话，要么是雍正无知，要么是写电视剧定这句台词的人无知。读书人没那么廉价，雍正纵然是天下的书读遍，也没有资格说这句话。无非是一部分读书人出来做官，被雍正管，一部分不出来做官，不被雍正管。就是出来做官被雍正管的人，心里想的也未必就是做的。
中华文明到了清朝，实际已经到了谷底。如果清朝不被推翻怎么样？无非是一步一步后退，退到那些你现在鄙视的民族的样子罢了。
明朝时候中国出了王阳明，提出了心学。不过心学在中国并没有大行于世，反倒在是在岛国日本获得关注。因为日本人关注、推崇，所以某个中国领袖也就推崇。梁启超甚至提出，中国只有两个半圣人，就是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王阳明做圣人已是可笑，说曾国藩是半个圣人就是搞笑了。
梁启超的时代，中国成了列强的玩物，事事皆差，读书人失去理智，说一些不靠谱的话情有可原。其实何止是梁启超，有人提出要用拉丁文代替汉字，有人提出中国事事皆差，应该全部废掉学西方。就连鲁迅，也是以批判中国的国民性为业的。其实中国的国民性有什么问题？是统冶者太差罢了。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批判者。他们说的话有的对，有的错，但是都是唤起民族觉醒的良药。正是有了他们，才能够唤醒更多的革命者。我们也不应当夸大这些批判者的作用，他们中的很多人，就仅是批判者罢了。
当时间过去近二百年，经过批判者、革命者、建设者的辛苦努力，我们终于有机会，也有条件重新审视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不同。在这种时候，不能够正确认识这一点，就显得有些不合格了。
说中国历史上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是不对的，中国未必会有资本主义。说宋朝是中国的极盛之世，应该没有太大的错误。这种极盛，是文明上的，而不是简单的经济或军事。
说西方的哲学大家在文明的征程上，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唐宋时期，很多人是不服气的。在他们眼里，康德、黑格尔和萨特，他们的思想多么伟大，提出的观点多么鲜明。甚至有的人开口康德，闭口黑格尔，装出来一副很高深的样子。可以肯定，他既不懂康德，也不懂黑格尔。就像他批判朱熹，批判陆九渊的时候，他们既不懂朱熹，也不懂陆九渊一样。正是因为不懂，可以把这些人的书读熟了，装作很懂的样子。
宋朝之后，佛学在中国，在思想层面上登堂入室。说明了中国文明在那个时候碰到了困境，读书人不得不寻求旁门左道，去解自己之惑。那说明的不是中国文明的进步，是说明中国思想在那个时候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难题，不得不到别人家的思想里暂时逃避，期望找到启发。
现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最喜欢的就是研究心学和佛教的禅学。甚至有学者自认为自己研究得很精深，说到得意处喜欢说一句，我到某某禅师面前，可以问他一句，我悟了否？不知道某某禅师怎么回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是到佛跟前问一句悟了否，佛肯定告诉你没悟。
佛是另一种文明。你研究中国哲学，去问和尚甚至问佛，你怎么可能悟呢？
研究心学的，都逃不过一个事实。心学在中国不流行，是在日本流行之后又传回中国，才被一些人捡起来。不是说心学有什么问题，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这个学说适合日本，不适合中国。强说什么心学智慧，有伟大意义，都只能拿明治维新来举例子。特别推崇心学的校长，只能跑到小岛上去。
人是按概率分布符合统计学规律的，也就决定了，越是正确，理解赞同的人越少。人的思想、认识都是一条分布曲线，越是靠近中心，与你理解的人越少。这不能改变，也没有什么办法。
但王宵猎不需要理会这些，因为他在宋代，没有人跟他犟哲学发展的问题。在经过多年之后，确认了自己的思想正确之后，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做就行了。
西方文明需不需要学习？当然需要学习，而且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不是因为中国被打败了，被欺负了，而是他们的很多东西都是正确的。
为什么说西方古典哲学相当于中国的唐宋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习？这就跟说宋朝比辽、金发达，为什么却打不过辽金一个道理。不相关的事情，何必强行比较？
学习的前提，是知道学的是什么。就像在美国教哲学史，先讲亚里士多德、拍拉图、苏格拉底是正确的，但在中国教哲学史，先讲这三个人，就绝对不正确。因为这个顺序说明了，老师自己也不懂这三个人。
世界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化，简单化了就会犯错。所谓胡子眉毛一把抓，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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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桃源仙乡，生活小康是应该的。如果在这里活得艰苦，要么是遇到了重大变故，要么就是懒而且笨。王宵猎已经搬掉了所有的剥削，就连粮税都比较低，还有什么道理生活贫苦呢？
第894章 新安故事
王宵猎睁开眼睛，天已经黑了。亲兵点了蜡烛，烛影在那里一摇一晃的。
站起身，王宵猎伸个懒腰。自言自语道：“现在如此不济！不过看人忙了一下午，竟然就睡了过去。”
在屋里来回走了两圈，清醒过来。回到位子前，处理桌上公文。不一会，几份公文看过，桌上一下空了很多。看旁边放了一本书，王宵猎随手拿了过来。
原来是采风院的《世情》杂志，已经编了出来，陈与义拿来给自己看。
随手翻来，见是一些乡野奇谈之类。作者都是用唐传奇类似的格式，写成文言文小说。粗略翻了一遍，并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翻到最后，见是一篇拟话本的作品。
王宵猎要的，正是这一类作品，而不是那些百姓闲谈的东西。仔细观看，开头也是扯了几篇诗词，显示文采。可惜里面并没有出色的，都是些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
接下来，写的是一座县城里财主的故事。这个财主，为人谨慎，手段狠辣，渐成一方之霸。最后因为知县交给了他一项任务，要换客店的牌匾。其中有一户坚决不换，他就用来手段来，把这店主的儿子一个一个弄死，而且毫无证据。店主还是坚决不换，一怒之下，这个财主把店主人也弄死了。
故事并没有特别出色之处，但是这人把财主写活了。就连怎么弄死人的那些地方，写得惟妙惟肖。
把文章看完，合上书，王宵猎闭眼想了一会。把旁边的《民情》拿过来，翻开仔细观看。果然，没有多久就翻到了新安县张棣的上报。仔细观看，正是写的新安县的莫员外。
把《民情》里的内容看完，王宵猎道：“这个张棣，倒是个人才。”
官员下去采风，王宵猎并不限内容，听到、看到的都可以写。但是有一条，不许说假话，必须是真实的内容，真实的人名。后续有官员去检查，要能够依文章把事情从头到尾了解清楚。如果只是听说，就必须写明是听说。不能够把听说的内容，写得活灵活现吸引人。
说到底，采风官员是下去了解民情的，不是讲故事的。传奇和世情两本杂志，是让这些故事被大众知道，同时为采风官员提供一定的收入。
想了一会，王宵猎把文章收起来，晚上回去仔细观看。
第二天一早，王宵猎到了官厅，吩咐亲兵去把陈与义请来。
陈与义进了官厅，向王宵猎行礼。
王宵猎道：“陈参谋这边座，有事情与你商量。”
说完，到了旁边的小客厅，请陈与义坐了，命士卒上茶来。
王宵猎拿出《世情》，交给陈与义。道：“这里面有一篇文章写的是新安县故事，参谋看了没有？”
陈与义没有看书，说道：“这书是我编的，自然看过了。”
王宵猎道：“书里面的莫员外，也是个人才。参谋怎么看这个人？”
陈与义道：“我倒是仔细看过张棣写的《民情》，对莫员外的事情写得还算详细。莫员外善于逢迎官员，从来不跟官府作对，做事情也小心谨慎，让人抓不住把柄。这样的人，很难对付。”
王宵猎点了点头：“是啊，官府要对付他，又没有把柄。再者，他逢迎官员，地方官员也会保护他。就是我们派官员去整治，也会无从下手。这样的人，确实难对付。”
陈与义道：“不过这样的人，不违背官府意愿，对地方未必是坏事。”
王宵猎听了，不由得哈哈大笑。道：“对地方未必是坏事？那被他欺负的百姓怎么说？知县把一条街搞得跟鬼巷一样，街两边的商铺怎么说？更不要说，这些商铺改招牌，白白花的钱。地方有这种人，对地方没有好处，知县倒是可以为所欲为！”
陈与义听了不由皱眉：“宣抚要怎么解决？”
王宵猎叹了口气：“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所以招你来商议。我们现在，是官方一竿子捅到底，最少层采用官督民办的形式，还是官在管。这有个毛病，只要有官方庇护，豪强在地方就可以为所欲为。莫员外有一个特点，就是逢迎官方。官方不管交给他什么事情，都能够处理得漂漂亮亮。而且小心谨慎，绝不给官方留麻烦。试想，对地方官来说，这样的人谁不喜欢？哪怕就是现在，我们派官员下去，不把新安的知县换了，也很难查莫员外的事情。”
陈与义缓缓点了点头道：“宣抚说的没错。”
王宵猎道：“你我终究都是一个人，新安县这种事情，不可能亲自下去查。而且不要以为只有新安县是这样，随着时间发展，各地都会是这样。因为对于官员来说，什么事情都处理得妥当，实在太难了。治下万千百姓，什么样的人都有。不要现在看到张棣说的店主人可怜，就觉得百姓可怜。如果官员的手段软了，就会有真的刁民跳出来，让官员处处为难。碰到真的刁民，就重拳出击。遇到寻常百姓，就百般抚慰。我们现在这样说简单，但要官员真地做到，何其难也。到了最后，官员就会选择一言九鼎，不允许百姓反对。我们上面有规章制度，不允许官员这样做，那要怎么办呢？就会用到莫员外这种人，做些官府不方便做的事。官员给莫员外提供保护，莫员外给官府做些不合法的事，两者各得其利。如此这般，我们怎能防止地方不如此呢？”
陈与义听了，不由皱起眉头，缓缓点了点头。
王宵猎道：“我设置采风院，就是要了解地方的真实情况。从官员那里了解不到的。像是新安县，下面有莫员外这种横行一方的恶霸，但是我们看他的政绩很好。上面不管怎么样考核，只要考核有迹可循，就总是新安县这样的地方突出出来。如果我们再按考核提升官员，那么必然是这样的官员更容易升迁。等到这样的官员多了，这也就成为了官场不公开说的潜规则，不合法，但是合规。到那个时候，断场也就烂掉了。”
陈与义道：“那怎么办？既然是官府，不听官员的，又听谁的呢？”
王宵猎摇了摇头：“就是想不到，所以要商量。我能想到的是，是设置采风院，让采风官员下去，把民间的真实情况反映上来。因为我们做官的，是不知民间的真实情况的。看着是繁花似锦，实际上是烈火烹油，一点火星就能把民间炸了。所谓上下同心，其利断金。上面掌权的人不知道人民想的什么，那怎么行？”
陈与义想了想，缓缓点了点头道：“宣抚设了采风院，原来是这么个意思。”
王宵猎道：“虽然设了采风院，但采风官员怎么样工作，其他的官员怎么样配合，也大有讲究。采风官员如果像张棣这样，能掌握官员的升迁，问题就大了。官员们必然会百般讨好，一力迎和，那会怎么样？古有明鉴。秦朝每郡设置监御史，没改置刺史，都是这了监察地方。权力太大，最后刺史成了州牧，主政一地。这样的监察御史或刺史，是没有效果的。地方官员可以和其勾结，上面还是不知道地方情况。”
陈与义皱起眉头，陷入沉思。
王宵猎道：“所以，采风官员就是采风，最重要的是把地方民情报上来。如果地方有豪强，也是民情，当然也要上报。但是，查地方豪强不是采风官员的主要任务，顺带而已。地方上有豪强，采风官员不报，是采风官员失职。地方有豪强，采风官员只报豪强，也是采风官员的失职。”
陈与义苦笑：“这样高的要求，现在的官员肯定是不行的。”
王宵猎道：“现在官员的能力不行，那就一点一点提高，总有一天会行的。最怕的，是官员的能力不是一天一天提高，而是一天比一天更差。本来官员能力就不行，再一天一天差下去，那还了的！”
陈与义道：“一天比一天差是常态，一天比一天好的情况少见。”
王宵猎点了点头：“是啊，确实是这样的。如果一天比一天还差，都成常态了，这样的政权还想长治久安吗？”
过了一会，王宵猎又道：“新安的事情麻烦在这里。如果因为一个采风官员的报告，我们就大规模处理，那么以后官员对待采风官员的时候，态度就会有变化。不会像现在这样，张棣到县里，一个人找旅馆，官员完全不帮忙。也任他在县里采访，完全不干涉。我们怎么样避免这样的状况，是个难题。”
陈与义道：“这种事情，只怕很难避免。”
王宵猎道：“但是一个县里这样，总不能不管。这样吧，宣抚司派个干办去，显得我们重视。怎么处理，我们慢慢总结经验。其实这种事情，难的是怎么管，由谁来管。我们也没有经验，只有一步一步走了。”
陈与义道：“宣抚找我商量，其实我的脑子里也是一团浆糊，以前没有想过。以后要想清楚了，这种事情确实不是一下子就能搞清楚的。”
王宵猎点头：“是啊，看着简单，其实很难的。”
如何处理新安县，看着好像很简单，其实牵涉到的问题非常多。
作为宣抚使，王宵猎如果一知道了这种情，就驳然大怒，甚至派个专人去处理，是不合格的。这种事情对于地方是常规，不是只有新安一个县如此。你处理了新安县，别的地方怎么办？知道一个地方就派一个专人去处理？那么这些专人就会形成一个衙门，适不适合就成问题了。
首先要解决的，是由哪个衙门来管。是由行政系统的上级，也就河南府来管，还是由宣抚司来管。如果由河南府来管，就是知道了此事，作为宣抚使的王宵猎对行政系进行小小的警告。如果由宣抚司来管，就是王宵猎认为这不是行政系统的一个小小的失误，而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这间有非常大的差别，虽然王宵猎是宣抚使兼知河南府，下面的官员却不是兼任的。
其次要解决的，是怎么处理的问题。是简单直接的把新安知县免职，把莫员外抓起来重判，还是把事情分析清楚之后再处理，有很大区别。前者是当作一个偶然事件，后者则是当作普遍事件。
偶然事件有偶然事件的处理方法，普通事件则完全不同。不但是处理新安县，还要形成一套方法，一套有效的处理措施，给其他地方参考。
作为宣抚使，王宵猎需要考虑清楚这件事情的性质，处理的轻重，基本的原则，形成一整套处理措施。而不是听到这件事情，觉得不对，派个人去把官员裁撤了。
第895章 我不一样
送走了陈与义，王宵猎步出官厅，在院子里慢慢踱步。
已是初夏，花大多都谢了，桃、李、杏都挂满了青色的果实。石榴花开得正艳，小石榴也露出了影子。
池子里的荷花开了，从一片翠绿中窜出一朵粉色的花来，迎风轻轻摇曳。几只红晴蜓在花间飞舞，不时落在荷花的苞上，在上面一动也不动。
王宵猎走到梧桐树下坐下来，静静地看着院子里的景色，静静沉思。
从《诗经》到汉乐府，诗歌里表现民间喜怒哀乐的内容越来越少，直至发展成为上层文人的一种文学体裁。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民间的诗歌艺术性在降低，也说明了上层社会越来越不重视。艺术降低有很多原因，如因为语言的演变，上层与下层隔阂越来越大，等等，上层不重视下层，才是让人忧心的。
就像一个家庭，父亲在外打拼，承担各种压力，为了生活拼博。回到家里以后，虽然也有其乐融融的画面，但也有对孩子的打骂。这个时候，母亲护住孩子，但是一句许也不说，是不行的。这相当于鼓励父亲，让基变本加厉。母亲保护孩子，除了把孩子护住之外，还要有对父亲的大声斥责。
民间诗歌，或者是其他的类似艺术形式，就是人民母亲对官府父亲的声音。这个声音，有时候是斥责，有时候是赞美。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斥责的声音尤其要注意。
中国的传统，往往把掌权者比喻为父亲，把人民比喻为孩子，把国比喻成家。一个家，不能只有父亲和孩子，还应该有母亲的声音。民歌、小调这些民间的娱乐，很多时候就是母亲的声音。
汉语里，国经常被称为国家。把国看作一个家，不应该只是用来规范人民，也要规范掌权者。
关于国和家的认识，中国和西方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不只是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是会影响到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把这些问题理清楚，更让人有清醒的政治认识。
人类文明，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人如何认识自然、如何认识自身，从而正确对待、管理、应用的问题。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文人渐渐形成了一种思想，认为社会是单向进步的，后来的一定比原先的先进，西方的一定比东方的先进。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应该说，在那个时候，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选进。但在历史上，并不是这样。
从文明的进步来讲，西方的哲学并不是支撑西方科学进步的源头。反而是在科学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冲破哲学思想的束缚。如果抱着比较学习的态度，西方思想是应该有取舍的。
西方哲学与中国思想，并不是可以简单比较的。哲学和思想是两个概念，应该区别对待。
如果把人类思想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自然的思考，一是对人类本身的思考，这两个部分也是不同步的。自然方面来讲，西方哲学并没有回答。而对西方哲学推崇备至的人，也主要是因为西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
如果把文明认为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那么西方哲学，在文明上面的成就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唐宋时期。康德和黑格尔的地位，应该类比于中国的陆九渊和朱熹，类比老子和孔子就不合适了。所以黑格尔评论孔子，是不同层次的人强行点评人物，他理解不了孔子，评论也荒唐可笑。
如果西方哲学有一个另类，那就应该是大胡子了。不过大胡子开了一个头，西方并没有接着发展下去。
所以说研究哲学，或者在中国研究思想，要走过时光的尽头，去看一看他们最开始的在哪里。砝码是人类制造出来认识世界的，研究世界的，所以用砝码做比喻比较合适。对于一个哲学家，或者思想家，都应该问一问，砝码有多重。标的重量与实际重量不相符，是砝码错了，还是标的错了。
西方哲学家，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他们的思想受上帝的制约。一直到现在，没有西方思想家能够冲破这种制约，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不管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如果一定要强行对比中国文明史，西方康德、黑格尔、孟德斯鸠、卢梭、笛卡尔等人可以类比唐宋诸儒，萨特可以类比王阳明。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大约如此。他们具体的思想或许不同，但其实有脉络可寻。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五千年文明难道都活到狗身上去了？时间是文明认识的必要条件，想跳过没有那么简单。纵然有一两个超凡脱俗的人物出现，也覆盖不到普罗大众。因为你说什么，他们要么不懂，要么不想懂。
宋朝灭亡以后，中国在文明思想上实际是退步的。朱元璋虽然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功，但在思想上，实际上更加继承元朝的统治者。到了清朝，就更加退步到成为世界的玩物了。
王宵猎曾经看过一部电视剧《雍正王朝》，记得雍正对谁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我是天下最厉害的读书人。这句话说得够狂妄，所以一直记得。雍正当然是是天下最厉害的读书人，说出来这句话，要么是雍正无知，要么是写电视剧定这句台词的人无知。读书人没那么廉价，雍正纵然是天下的书读遍，也没有资格说这句话。无非是一部分读书人出来做官，被雍正管，一部分不出来做官，不被雍正管。就是出来做官被雍正管的人，心里想的也未必就是做的。
中华文明到了清朝，实际已经到了谷底。如果清朝不被推翻怎么样？无非是一步一步后退，退到那些你现在鄙视的民族的样子罢了。
明朝时候中国出了王阳明，提出了心学。不过心学在中国并没有大行于世，反倒在是在岛国日本获得关注。因为日本人关注、推崇，所以某个中国领袖也就推崇。梁启超甚至提出，中国只有两个半圣人，就是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王阳明做圣人已是可笑，说曾国藩是半个圣人就是搞笑了。
梁启超的时代，中国成了列强的玩物，事事皆差，读书人失去理智，说一些不靠谱的话情有可原。其实何止是梁启超，有人提出要用拉丁文代替汉字，有人提出中国事事皆差，应该全部废掉学西方。就连鲁迅，也是以批判中国的国民性为业的。其实中国的国民性有什么问题？是统冶者太差罢了。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批判者。他们说的话有的对，有的错，但是都是唤起民族觉醒的良药。正是有了他们，才能够唤醒更多的革命者。我们也不应当夸大这些批判者的作用，他们中的很多人，就仅是批判者罢了。
当时间过去近二百年，经过批判者、革命者、建设者的辛苦努力，我们终于有机会，也有条件重新审视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不同。在这种时候，不能够正确认识这一点，就显得有些不合格了。
说中国历史上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是不对的，中国未必会有资本主义。说宋朝是中国的极盛之世，应该没有太大的错误。这种极盛，是文明上的，而不是简单的经济或军事。
说西方的哲学大家在文明的征程上，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唐宋时期，很多人是不服气的。在他们眼里，康德、黑格尔和萨特，他们的思想多么伟大，提出的观点多么鲜明。甚至有的人开口康德，闭口黑格尔，装出来一副很高深的样子。可以肯定，他既不懂康德，也不懂黑格尔。就像他批判朱熹，批判陆九渊的时候，他们既不懂朱熹，也不懂陆九渊一样。正是因为不懂，可以把这些人的书读熟了，装作很懂的样子。
宋朝之后，佛学在中国，在思想层面上登堂入室。说明了中国文明在那个时候碰到了困境，读书人不得不寻求旁门左道，去解自己之惑。那说明的不是中国文明的进步，是说明中国思想在那个时候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难题，不得不到别人家的思想里暂时逃避，期望找到启发。
现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最喜欢的就是研究心学和佛教的禅学。甚至有学者自认为自己研究得很精深，说到得意处喜欢说一句，我到某某禅师面前，可以问他一句，我悟了否？不知道某某禅师怎么回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是到佛跟前问一句悟了否，佛肯定告诉你没悟。
佛是另一种文明。你研究中国哲学，去问和尚甚至问佛，你怎么可能悟呢？
研究心学的，都逃不过一个事实。心学在中国不流行，是在日本流行之后又传回中国，才被一些人捡起来。不是说心学有什么问题，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这个学说适合日本，不适合中国。强说什么心学智慧，有伟大意义，都只能拿明治维新来举例子。特别推崇心学的校长，只能跑到小岛上去。
人是按概率分布符合统计学规律的，也就决定了，越是正确，理解赞同的人越少。人的思想、认识都是一条分布曲线，越是靠近中心，与你理解的人越少。这不能改变，也没有什么办法。
但王宵猎不需要理会这些，因为他在宋代，没有人跟他犟哲学发展的问题。在经过多年之后，确认了自己的思想正确之后，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做就行了。
西方文明需不需要学习？当然需要学习，而且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不是因为中国被打败了，被欺负了，而是他们的很多东西都是正确的。
为什么说西方古典哲学相当于中国的唐宋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习？这就跟说宋朝比辽、金发达，为什么却打不过辽金一个道理。不相关的事情，何必强行比较？
学习的前提，是知道学的是什么。就像在美国教哲学史，先讲亚里士多德、拍拉图、苏格拉底是正确的，但在中国教哲学史，先讲这三个人，就绝对不正确。因为这个顺序说明了，老师自己也不懂这三个人。
世界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化，简单化了就会犯错。所谓胡子眉毛一把抓，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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