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袁世凯传 第11节
初帝制发生，蔡锷与袁虚与委蛇，而暗与其同志互通消息，阴谋反对，时有密电相往还。既为袁所觉，遣人往搜其宅，蔡乃孑然出京，由津赴日，佯言当在日本养疴，而取道越南，潜赴滇省。
十二月二十三日，蔡等以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名义致电袁氏，请取消帝制，诛除祸首，其文如左：“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亦复骚然。佥谓大总统两次就职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今食言背誓，何以御民？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推戴之诚，虽若一致，然利诱威迫，非出本心。而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难之人，皆总统股肱心膂。盖杨度等六人所倡之筹安会，煽动于最初；朱启钤等七人所发之各省通电，促成于继起。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词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今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事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各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及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七人，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更为拥护共和之约言，焕发帝制永除之明誓，庶几民暑繁息，国本不摇。否则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拥护共和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以二十四小时答复，谨率三军，翘企待命！”
右电达北京，袁特令政事堂先行电询滇唐，何以与前致统率办事处参谋部及本部电迥不相同，是否由他人捏造代发，应别具邮书，亲笔署名。唐、任均置之不理。至二十五日，遂通电各省，宣告独立；并组织护国军，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任一、二、三军总司令，分道出师。并组织护国军政府，檄告远近。
自是各省义军，争起响应，贵州刘显世、广西陆荣廷继之。广东则陈炯明起于惠州。护国军政府以岑春煊设都司令部于肇庆，龙济光被迫而独立。陕西则陈树藩自陕北逐走陆建章。浙江则逐朱瑞而拥吕公望。兹录护国军政府布告袁逆罪状如下，以概其余：
领衔发动云南起义的唐继尧
维中华民国五年元旦，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檄曰：盖闻辅世之德，笃于忠贞，长民之风，高于仁让；使枭声雄夫，野心狼子，逞城狐之凶姿，弄僭窃于高位，则我皇王孝孙，并世仁贤，谊承先烈，责护斯民，哀恫郁纡，成兹愤疾，大义敦敕，谁能任之？国贼袁世凯，粗质曲材，赋性奸黠，少年放僻，失养正于童蒙，早岁狂游，习鸡鸣于燕市，积其鸣吠之长，遂入高门之窦。合肥小李，惊其谲智，谓可任使，稍加提擢，遂蒙茸泽，身起为雄。不意其浮夫近能，浅人侈志，昧道懵学，骋驰失轸，遂使颠蹄东国，覆公悚以招虎狼，狡诈兴戎，缺金瓯以羞诸夏。适清廷昏昧，致逃刑戮，犹复包藏秽毒，不知愧耻，殚其暮夜之劳，妄窃虎符之重，黄金横带，卖孱主于权门。黑水滔天，引强敌以自重，虽奸逆著明，清廷知戒，犹潜伏羽势，隐持朝野。降及辛亥，皇汉之义，如日中天，浩气飏飞，喷薄宇宙，风云潜沛，集兴武汉之师，士马精妍，远响东南之鼓，造黄龙而会饮，纳五族于共和，大势坌集，指日可期。天不佑华，诞兴贼子，蠢彼满室，引狼自庇。袁乃凭藉旧资，攀援附会，伪作忠良，牢笼将卒，胁逼孤寡，夺据朝权。复伪和民声，迷夺时贤，虚结鬼神，信誓旦旦，懦夫惧戒，过情奖许。维时南军渠帅，实亦豁达寡防，堕彼奸言，倒持太阿，豢此凶逆；迨大邦既集，势威益专，遂承资跋扈，肆行凶忒，贿奔虺蜮，棋市阴谋，毒害勋良，谣惑众志，造作威福，淆撼国基，背法畔民，破败纲纪；癸丑之役，遂有讨伐之师。天未悔祸，义声失震，曾不警省，益复放横，骄弄权威，胁肩廊庙，是以小人道长，凶德汇征；私托外援，滥卖国权，弒害民会，私更法制，纵兵市朝，威持众论，布散金璧，诱导官邪；冀以其积威积恶之余，乘世风颓糜廉耻灭没之后，得遂其倒行逆施，僭登九五之欲，故四载以还，天无常经，国无常法，民无定心，官无定制，丹素不终朝，功罪不盈月，游探骄兵，睚毗路途，贪官污吏，渎乱朝野。以致庶政败弛，商工凋敝，犹复加抽房亩，朝夕敛征，假辞公债，比户勒索，淫刑惨苛，民怨沸腾，凶焰所至，道路以目。此真世道陵夷之秋，天人闭隐之会，四凶所不敢为，汤、武所不能宥者矣！维皇汉九有，莫安东陆，时流漂荡，越在遣迆，缅维祖德，孰敢怠荒，复我邦家，义取自拯。故辛亥之役，化私为公，志在匡时，道维共济。袁乃睥睨神器，妄欲盗窃，内比奸邪，既多离德，外遂孱隋，甘为犬豚；是以四郊多垒，弗知惭悚，海陆空虚，弗思整训，材用匮竭，弗事劝来，健雄失养，弗兴学艺，室如悬罄，野无青草，犹复养寇外蒙，削国万里，失驭东鲁，屡堕岩疆。遂使满、蒙多离散之民，青、徐有包羞之妇，扼我封疆，椹我心腹，皇皇大邦，苟为侮戮，日蹙百里，媚兹一人。此尤我侠士雄夫所腐目切齿，惊惧忧危而不可一朝居者也。夫天道健乾，义维精一，在德则刚，制行则纯，故士不贰节，女不贰行，廉耻之失，谥曰贱淫，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民族国家，威灼五陆，雄风所扇，政骛其公，国竟以群，是以乾德精刚；宜克斥里闾，洋溢众庶，旁魄沆瀣，蔚为骏雄。故辛亥之役，黜君崇民，扬公尊国，所以高隆人格，发扬众志，义至精而理至顺，故虽旧德老成，去君不失忠，改官不降节。袁氏身奉先朝，职为臣仆，华山归放，仅及四纪，载瞻陵阙，犹宜肃恭，故主犹存，天良安在？顾藐然以槽枥余生，不自揣量，妄欲以其君之不可者，而自为其可，是何异饰牛马之骨，扬溲勃之灰，以加臭乎吾民，以淫污乎当世？而令我名公先德，皆为其贱淫？白璧黄金，渲其瑕秽，此尤我元戎巨帅良将劲卒硕士伟人所同羞共愤，深恶痛绝，而不能由为之宥者也！汇此种种袁氏之恶，实既上通于天，万死不赦！军府奉崇大义，慨念生民，谨托我黄祖威灵，恭行天罚，辄宣兹义辞，告我众士，招我同德，今将历数其罪，我国民其悉心以听。夫国为重器，神严尊惮，覆载所同。建国之始，义当就职南京，明其所受；袁乃顾影自惭，妄怀畏惧，阴纵部兵，称变京邑，用以要吓国人，迁就受职；使国权出于遥受，玩视国家之尊严，其罪一也。活佛称异，势等毛羽，新国既成，鼓我朝锐，相机挞伐，举足可定；袁乃瞻顾私权，妄怀疑忌，全国请讨，置不听从，迁延养敌，废时失机，授他邦以蹈隙纵刃之间，失主权于外力纠纷之后；遂使蜿蜒巨嶂，弃此南金，万里边城，跃马可入，贻宗邦后顾之殷忧，损五族雄飞之资望，其罪二也。政体更新，荡涤瑕秽，私门政习，首宜改选，故内阁部首，须获议院同意，所以树公正之础，明众共之义；袁乃病其严责，阴图放佚，于第一次内阁联翩去职之后，尽登媕宠，嗾使军警围逼议员，索责同意，以示威国人，开武力政治之渐，使民意机关，失其自由宣泄之用，其罪三也。国有大维，是曰法纪，信守不立，谥为国疑，乱政亟行，于焉作俑，故侵官败法，为世大诟，袁为元首，尤宜凜遵；乃受事未几，即不依法定程序，滥用政府威权，诬杀建国勋人张振武，使法律信用，失其效能，国宪随以动摇，政本因而销铄，其罪四也。国宪之立，系以三权，共和之邦，主体在民，立法之府，谊尤尊显，地方三级，制实虚冗，建国除秽，亦既罢黜；袁乃急欲市恩，妄复旧制，不俟公决，辄以令行，使议院立法，失其尊严，国权行使，因以紊乱，其罪五也。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资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事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且贻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圣神，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藉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凜凛，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氏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治，荡然无存，澔涆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建，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抑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黎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瘁，民力壮盛，有若捕风，国势颓隋，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国局始奠，海内虚耗，财用竭蹶，义宜根本整理；袁乃专事虚缘，日以借债政策，利诱他邦，为私托外援之计，断送利权，绝不顾惜，逐鹿争臭，坌集庙朝，遂妄以中北二部横断铁道，分许他人，惹起国交之猜疑，增益宗邦之危难，其罪十三也。欧陆战争，义宜严守中立，及时进奋；袁乃内骄外谀，折冲无状，既反复狼狈，贻羞东鲁，复徘徊雌伏，巽立要盟，失满、蒙矿权，至于九处，承他邦意旨，发布誓言，辱国辱民，倾海不涤，其罪十四也。民族虎争，领土强食，外债毒国，既若饮鸩，竭泽厉民，何异自杀？袁于欧战既发，外资猝断，乃专事掊克，内为恶税，房亩烟赌，一再搜刮，复先后发行内国公债，额逾万万，按省配摊，指额求盈。小吏承旨，比户勒索，等于罚锾，致富户惊逃，阎里嗟怨，国民信爱，斫丧无余，神州陆沉，殷忧可畏，其罪十五也。生利致用，民贵有恒，纵博浪游，谥曰败子，盗贼充斥，此为厉阶，修政明刑，首宜致谨；袁乃纵容粤吏，复弛赌禁，使南疆富庶之区，负群盗如毛之痛，苛政猛虎，同恶相济，清乡剿杀，无时或己，政以福民，今为陷阱，其罪十六也。烟害流离，久痼华族，张皇人道，仅获禁约，奋厉阏绝，犹惧不亟；袁乃恬其厚获，倚以箕敛，宠登劣吏，设局专卖，重播官烟，飞扬淫毒，失信害民，辱国贻讥，其罪十七也。民权政治，积流成海，国家公有，炳若日星，世室旧家，且凛兹盛谊，汲汲改进，华族后起，方发皇古训，追踪世法，断脰流血，久而后得，大义既伸，迕则不忠，乔木既登，返则不智；袁乃身为豪奴，叛国称帝，尽谤饰非，无焦求是，狐假虎威，因以反噬；使凶德播流，戾气横溢，妖孽丧邦，甘为祸首，其罪十八也。易象系天，筮日无妄，圣学传经，谊唯存诚，故忠信笃敬，保为民彝，衍为世德；袁乃机械变诈，崇事怪诡，貌为恭谨，潜包祸谋，秘电飞词，转兴众口，涂刍引鹿，指称民意，欺世盗名，载鬼盈车，背誓食言，日月舛午，使道德信义，全为废词，民质国华，尽量消失，其罪十九也。
维我当世耆德，草野名贤，或手握兵符，风云在抱，或权领方牧，虎步龙骧，或遭系乡间，鹤鸣凤翙，细瞩理伦，横流若此，起瞻家国，悲悯何如？凡属衣冠之伦，幸及斯文未丧，等是一家之主，胡堪义愤填膺，谯彼昏逆，洵应发指，修我矛戟，盍赋同仇。书到，都府勋耆，便合众兴师，郡邑子弟，各整戎马，选尔车徒，同我六师，随集义麾，共扶社稷！崑苍山下，谁非黄帝子孙？逐鹿原中，会洗蚩尤兵甲。军府则总摄机宜，折冲外内，张皇国是，为兹要约曰：凡属中华民国之国民，其恪遵成宪，翊卫共和，誓除国贼，义一。改造中央政府，由军府召集正式国会，更选元首，以代表中华民国，义二。罢除一切阴谋政治所发生，不经国会，违反民意之法律，与国人更始，义三。发挥民权政治之精神，实行代议制度，尊重各级地方议会之权能，期策进民力，求上下一心，全力外应之效，义四。采用联邦制度，省长民选，组织活泼有为之地方政府，以观摩新治，维护国基，义五。建此五义，奉以纲维，普天率土，罔或贰忒。军府则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内外官吏，粤若军民，受事公朝，皆为同德，义师所指，戮在一人，元恶既除，勿有所问。其有党恶朋奸，甘为逆羽，杀无赦！抗颜行，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如律令，布告天下，迄于满、蒙、回、藏、青海、伊犁之域。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都督唐继尧、第一军司令官蔡锷、第二军司令官李烈钧。
京、津《泰晤士报》社论有《袁世凯之前途危险》一文云：“（上略）回忆去岁八月，帝制运动方兴之际，吾人曾为文以发表意见曰：使以君主代共和，而于现在或将来发生内乱，或总统称帝，必须流血而后有成，则吾人不能不请总统一追念其就任宣誓所云：‘谨以至诚遵守宪法，尽大总统之职务’之辞矣！总统苟守此宣誓，乃可告无罪于国民。若谓袁氏称帝，无人反对，即可举民国二年十月十日对两院议员、内阁人员、外交人员，所宣之誓，弃而不守，必至流血反对君主无疑也。吾故谓袁氏惟一自重之法，即在遵守与民约束之词。当斯时，果将帝制运动完全停止进行，或展缓至较适之机会，亦未为晚。乃袁世凯竟任其进行，虽以总统之身，本负禁阻之责任，亦复充耳不闻，更使其专顾私利之贪鄙下吏，操运动之中枢，与选举之重柄，及经友邦公私劝告，语以事势太危，又举各省之虚构表文及假伪选举之最后民意，以为辩护。虽日、英各国之劝告，未免失之过迟，然谓现在西南部之变，实根劝告而生，无理取闹，抑何可笑？夫使中国人民果真一致主张君主，如捏造者所言，则纵有外国劝告，或少数革党，亦何能为力？质言之，则现在气势方张之滇、黔事变，乃根于南方不信任及厌恶袁世凯所生，亦由于人民为伪造民意所欺骗。盖彼固不愿以世凯为帝，始终未尝请袁世凯为帝。从今而后，谓袁世凯因一致民意而称帝之谎说，可一概消灭矣。今行贿劝诱，与夫调和等种种方法，既用之滇中共和党而失败，北京政府于是诉诸武力，以为解决国体之法。以愚所见，即使袁世凯因此而终获胜利，国内国外，亦将发生极悲之感觉。查推倒清室，建设民国而后，各订约友邦，亦几及两年，然后正式承认；袁氏果必主张变革，其承认之期，当较前为更长，可预言矣。总而言之，无论胜败如何，袁世凯之威望必落。今日者，正吾人渴望中国元首得保其威望之日也，而事竟如此，吾人对于袁氏，不识取劝进之时机以自保威望，能勿致其惋惜耶！夫使袁氏当是之际，不受帝位而坚辞，吾知袁对内对外之威望，定较今日而益高也。而竟不然，以致沦陷于力争帝位之地位，虽常人对于袁氏，未尝不望其保有威权，以成中国现在之最大政治家，但因奉袁为帝，以致再发内乱，能勿觉其为值太大，而于国家无所裨益耶？”
自云南独立之讯至，袁即褫免唐、任、蔡官职爵位，一面谋以武力压服。二十九日申令云：“据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奏称：近者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等，拥兵谋乱，通电各省，举动离奇，词旨唐、任等意存反侧，或被乱人迫胁，故有此前后矛盾之词。自知一己主张，与全国民意相反，故必将国民代表所决，一概加以诋诬，不与承认，以避违反国民公意之罪。不知君主立宪，既经国民公决，铁案如山，无可稍易，举国上下，皆无反对之余地！若以一二人私意，遂可任意违反，推翻不认，此后国家，将凭何者以为是非取舍之标准？无可为准，任听人人各逞其私，更复何能成国？癸丑孙、黄之乱，亦于议会依法举定之元首而肆其反抗，但逞个人私图，蔑视人民公意，行动于法律之外，终为国民所弃。以昔例今，事同一律。法制拘束，本不便于犯上作乱之徒，然国家舍兹，何以立国？今唐、任等行动，直为违背全国民意，并即违背云南民意，自全国视之，直为国民公敌，此其大罪二也！三曰诬蔑元首。按唐、任等通电指斥元首之词，有食言背誓，何以御民，应请明誓拥护共和等语。共和元首之即位，例有守法之誓词，载在《约法》，所誓者何，誓遵民意所定者也，以共和国之元首，一切应以民意为从违，此义推之古今中外，无不可通。设民意欲共和，而元首仍欲帝制，是谓叛民。反之而民意欲帝制，元首仍欲共和，亦为叛民。设使国民代表大会未经决定君宪之先，而元首即行帝制，又或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仍采共和，而元首偏欲独行帝制，则全国国民，皆可以违誓相责，何待唐、任诸人？乃今日之事不然，当国人讨论国体之初，不过论共和之利害，并未拟议推戴之人，此学者之常情，即元首亦不能目为谋叛，而施其禁令。皇帝当日且曾为变更国体不合事宜之宣言，然此不过个人意见之表明，亦无由妄行其权以左右民意也。迨至代表决定，举国推戴，又以信誓在前，辞让勿允，明令煌煌，可以按颂。以理论之，共和元首之机关，既为国民所不采，而一切法令，又经国民总代表声明，须与国体不抵触者乃为有效。是则《约法》所载大总统以及即位誓词，皆在无效之列，不过用固有之名义，以维持秩序而已。此时元首求所见信于国民者，应即宣誓不再维持共和，方为恪遵民意。设以机关仪式之誓词，再用之于今日，国民其谓之何？此本至浅之理，至常之事，特因唐、任等蔑视民意，故将与今日民意相反之誓词，引以力重，又不敢谓民意可违背也。故必先诬民意之非真，乃进而诬为一人之意，以遂其动摇国本，糜烂大局之谋。夫共和元首，国民已有相当之敬礼，何况今日名分已定，天泽懔然，正宜严君臣上下之分，生乱臣贼子之惧，去共和之余毒，复古国之精神，使此后海宇晏安，定于一统，君子有怀刑之戒，庶人有敬上之忱，庶与此次国民拨乱求治之心，乃能无背。若如前之孙、黄，今之唐、任辈，猖狂恣肆，动辄以推翻元首为词，名为拥护共和，实即为共和不适国情之一大证。幸而天福中国，国民觉悟，设不早改，则墨西哥五总统并立之事，决不免于中国之将来，流毒所贻，不知伊于胡底。即以唐、任一事为鉴，万不可再留共和名义，以为随时煽惑之资；必宜永远铲除，绝其萌蘖！唐、任此次诬蔑元首，藉以倡乱，应以大不敬论，此其大罪三也！唐继尧、任可澄等具此三大罪，应请立予宣布罪状，克日出兵致讨，以翦凶顽而固邦国！本院为此依《约法》第三十一条第七款提出建议，奏乞施行等情。”
“又据各省将军、巡阅使、巡按使、都统、护军使及各路统兵人员先后来电，咸称唐继尧、任可澄、蔡锷通电煽乱，请加惩办各等语。唐继尧、任可澄两次劝进、吁请早正大位，情词肫恳，二十一日以前，迭次电称滇境虽有乱党秘密煽惑，现在防范甚严，决不致发生事变。乃未逾数日，遽变初衷。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任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由应得，开武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均着即行褫职，并夺去本官及爵位勋章，听候查办！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此令。”
五年一月五日，又有申令各省长官晓谕人民云：“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以藐藐之躬，举数万万人之生命财产，赖一人以保护之，数万万人之知识能力，赖一人以发育之，此人所谓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者，责任何等重大。古称神农憔悴，大禹胼胝，忧劳过于平民，诚非虚语。矧在今日，为竞存时代，为君之难，百倍于古，倘视南面为尊荣之地，元首为权利所归，是于立君本意及君之责任，全未体会，即此一念，必致误国殃民，灾及其身而后已。民国成立以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各趋于权利之极端，为非分之希望，或逞强力，或饰巧言，百计经营，务偿厥志，几若朝持魁柄，夕正首邱，亦所心愿。其次即暂据一隅，犹足慰情聊胜。至于何以抚辑人民，何以统治军族，何以因应国交，概不之思，其暴烈分子，行同盗贼，惟利是图，固无论矣。即号为有政治思想者，但凭心理之偏倚，不顾事实之利害，凿空向壁，大言炎炎，按之毫无实际。夫美锦尚不可以学制，顾可以亿万生灵，供其轻心试验乎？回溯以往四年，此辈多入政界，底蕴毕宣，绝少表见，一误再误，害中于国。推原其故，由于此辈但知居高之尊贵，而不知应事之艰难，权利是争，责任不负，鼎折覆悚，势所必然。予昔养疴洹上，无心问世，不幸全国崩解，环球震动，遂毅然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支持四载，困苦备尝，真不知尊位之有何乐。何如国民仰望甚切，责备甚严，同为国民，敢自暇逸？责任所在，尽力以为，不惜一身，只知爱国，皇天后土，实鉴此心。明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断不可以谋国。然果使中有杰出之才，可以治国保民，为人民所信仰，极愿听其为之，予得释此难巨之仔肩，讵非幸事。然能安大局，环顾何人，为智愚所共见。人民无罪，未可举全国之重，任人试验，实逼处此，无从诿卸。国民深悉暴民狂徒之心理，终必惨烈相争，倘有墨、卜之变，必为越、韩之续，故谋改国体，冀可长治久安，文电交驰，情词迫切，无非出于爱国之真诚。乃有蔡锷之流，权利熏心，造谣煽乱，非不知人民状况，时局之艰危，但思侥倖一逞，偿其大欲，即涂炭生灵，倾覆祖国，亦所不顾。抑知国之不存，权利何有？此等举动，早为国民所预料，幸而发觉尚早，不难随时消灭。各省官民，佥谓国体既经全国人民代表开会决定，一致赞成君宪，并同戴一尊，根本大计，岂可朝令夕改，断无再事讨论之余地，吁请早登大位，速戡反侧，同深义愤，万口一谭。予以薄德，既受国民之推戴，将吏之尊视，何敢再事游移，贻祸全国。苟为逆首，惟有执法从事，以谢国民。着各省文武长官剀切出示晓谕人民，分别顺逆，各爱身家，勿受煽惑，自贻伊戚。各省长官，皆能力保治安，军人尤深明大义，均任守卫地方之责，务望各以爱国勤勉，恪尽厥职，用副予视民如伤，谆谆诰诫之至意。此令。”
同日，又申令近滇各省，严筹防剿，并派曹锟率师进扎云：
前据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奏称：唐继尧、任可澄拥兵谋乱，声罪请讨。又据各省将吏先后电称：蔡锷等通电煽动，请加惩办等语，当时疑其另有别项情节，先将唐继尧、任可澄、蔡锷褫职夺官，听候查办。嗣据各路边报，蔡锷纠合乱党，潜赴云南，诱胁该省长官及一部分军人，谋叛国家，破坏统一，宣言独立，遣兵窥川，稍拂逆谋，横遭残害，妄自尊大，擅立官府，人民多数反对，饮泣吞声，不能抗其威力。又任意造谣，传播远近，妄称某省已与联合，某国另有阴谋，非诈欺惑众，即挑拨感情，呓语谎言，全无事实。各省军民，皆服从政令，拱卫国家，各友邦又皆希望和平，敦睦邦交，决非该逆等所得诬蔑。当滇变肇端，政府及各省将吏，驰电劝诰，苦口热心，积牍盈尺，而该逆等别有肺肠，悍然不顾，以全体国民决定之法案，该逆等竟敢以少数之奸人，违反举国之民意，于政府之正论，同僚之忠告，置若罔闻，丧心病狂，至此已极。该逆等或发起改变国体，或劝进，一再赞同，为日几何，先后迥异，变诈反复，匪夷所思。自古国家初造，频有狡黠之徒，包藏祸心，托词谋变；而如该逆等之阴险叵测，好乱性成者，亦不多见。至滇省人民，初无叛心，军士亦多知大义，且边陲贫瘠，生计奇艰，兵仅万余，饷难月给，指日瓦解，初何足虑。国家轸念滇省军民，极不愿遽兴师旅，惟该逆等倚恃险远，任意鸱张，使其盘踞稍久，必致苦我黎庶，掠及邻封，贻大局之忧危，启意外之牵涉，权衡轻重，不敢务为姑容，竟废国法。着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毋稍疏忽，并派虎威将军曹锟督率各师，扼要进扎，听候调用。该省之变，罪在倡乱数人，凡系胁从，但能悔悟，均免追究，如有始终守正，不肯附乱者，定予褒奖。所有滇省人民，多系良善，尤为妥为抚恤，勿令失所，用副予讨罪安民之王意。此令。
二十五日，又申令将军及统兵大员进剿滇军云：“迭据四川将军陈宦电称：蔡锷等率领叛军，侵犯川边，宜宾县及燕子坡、横江一带防营八百余人，被叛兵以大队突来围包攻击各等语。查蔡锷等反复变诈，入滇煽乱，当经褫夺官职，听候查办，冀其或能悔悟；乃竟率领叛兵，袭攻官军，甘心作乱，扰害治安，未便再事姑容，着附近各将军及统兵大员分途进剿，以保地方而奠生灵。此令。”
而无奈所派遣入川之军，败于蔡锷。外交又遭诘问，文书改元，使馆皆却还外交部不受。一月一日既未登极，又屡改其期，至二月二十三日，袁有明示延缓登极之令：“近据各文武官吏、国民代表以及各项团体、个人名义，吁请早登大位，文电络绎，无日无之，在爱国者，亟为久安长治之计，而当局者，应负度势审时之责。现值滇黔倡乱，犹惊闾阎，湘西川南一带，因寇至而荡析离居者，耳不忍闻。痛念吾民，难安寝馈！加以奸人造言，无奇不有，以致救民救国之初心，转资争利争政之藉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特此通令知之。此令。”
至此尚须补述延缓登极之另一重要缘原，则五国警告之来，袁知虽为五国联合，日本实为原动力，遂谋挽回日本之感情，冀得外交上之援助，拟牺牲某项权利，为日本承认帝制之交换条件，先与日公使商议，日使电告本国政府，得其承诺，袁氏遂以祝贺日皇即位大典名义，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特使，拟即启行。日公使特于一月十四日晚，招请周使等饯宴，席间表示日本政府十分欢迎之意。周定十七日启行，而随员则已早日先行。及十六日，日公使忽至外交部，谓奉本国训令，俄国大使将至东京，不便迎接中国特使，且避两国间各种误解起见，请中国特使延期启行。此耗一来，袁氏之威望丧尽！及滇、黔事起，日使诘问：“贵国政府前言实行帝制，国内断无骚扰，今云、贵之事，何时可平？又其他各省，是否能保无变动？”是时袁又探悉日本招集宗社党于满洲，举勤王军之计划。各省既先后动摇，出师屡遭挠败，外论尤迫蹙，始悟向以为外交无问题，莫予为难者，实存心捣乱，大上其当。国内外情势既变，遂知帝制难成。
第六节帝制之撤销
三月二十二日，袁遂撤销帝制，废“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复焚毁关于帝制之公文，凡八百数十件；又自称为大总统，以徐世昌为国务卿。其申令如下：
政事堂奉申令：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倘有墨、葡之争，必为越、缅之续，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言之成理，将吏士庶，同此悃忱，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中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予更无讨论之余地。然终以骤跻大位，背弃誓词，道德信义，无以自解，掬诚辞让，以表素怀。乃该院坚谓元首誓词，根于地位，当随民意为从违，责备弥严，已至无可诿避，始以筹备为词，藉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计从缓，凡劝进之文，均不许呈递。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俟转圜。予忧患余生，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知。辛亥事起，谬为众论所推，勉出维持，力支危局，但知救国，不知其他。中国数千年来史册所载，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让之诚，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为权利思想，性情隔阂，酿为厉阶。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以致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矍然，屈己从人，予何。惜焉。代行立法院转陈推戴事件，予仍认为不合事宜，著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由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己之诚，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涤虑，息事宁人。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方今闾阎困苦，纲纪凌夷，吏治不修，真才未进，言念及此，中夜以忧。长此因循，将何以国？嗣后文武百官，务当痛除积习，黾尽图功。凡应兴应革诸大端，各尽职守，实力进行，毋托空言，毋存私见。予惟以综合名实，信赏必罚，为制治之大纲，我将吏军民尚其共体兹意！此令。
国务卿徐世昌
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梁启超（左）与两广护国军都司令岑春煊（右）在一起“会议决定：一、撤销承认帝位案，取消洪宪年号；二、召开代行立法院参政院的临时会，以便取得取消帝制的法律根据；三、以徐世昌为国务卿，陆征祥退为外交总长；四、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以代久未到职的冯国璋；五、请黎、徐、段三人联名电劝西南护国军停战议和，如果他们同意，拟任蔡锷为陆军总长，戴戡为内务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梁启超为司法总长，熊希龄为财政总长，以满足进步党人的政治欲望。”
“22日袁发表申令，宣布撤销承认帝位案。命令说：‘民国肇造，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时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至上年时异势迁，几不可遏……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言之成理，将士吏庶，同此悃忱……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责备弥周，无可委避，始以筹备为词，借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议从缓……予忧患之余，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闻。不意辛亥事起，勉出维持，力支全局……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职之忱，而一部分之人又疑为权利思想……实予不德，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现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各省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而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招，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
“这个申令出自张一的手笔。这篇文章通篇都把进行帝制的责任归之于人，而把他自己说成是一个毫无权利思想，‘入山惟恐不深’的遁世主义者。这个申令把帝制派说成是‘爱国忧时之士’，而反对帝制者似乎是‘扰乱地方’，‘危及国家’的罪人。这个申令把撤销帝位作为一切问题的结束，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所有叛国罪行，从此一笔勾销。这个申令还向护国军亮了一下刀子，这是根据杨士琦的意见，如果护国军逼人太甚，连总统也不让他再做下去，那就可以继续用兵，让护国军知道他毕竟是不可侮的。这个申令通篇自称为‘予’，仍是皇帝下诏的口吻。袁却提起笔来亲自加了‘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的一句，把大总统这个字样又从命令中复活起来。这是他由皇帝再变总统的画龙点睛之笔。”
“袁自承认帝位起到撤销承认帝位止，一共做了83天的关门皇帝、短命皇帝。”（《袁世凯演义》）
原徐世昌之为国务卿，乃袁氏于退一步后仍欲保持总统位置之政治手腕，故同时用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三人名义，向护国军出面调停。四月四日，并改政事堂为国务院。而护国军方面，非袁氏退位，不允罢战。徐世昌见办事棘手，知难而退。袁乃以段祺瑞为总理，仍思有以转圜。而康有为、张謇、汤化龙、伍廷芳、唐绍仪及南方独立各督，均迫袁下野。江苏将军冯国璋，举足轻重，希有所利，南京会议，对袁亦空气一变。时袁一面又私议承借美款，募集内债，存心叵测。搆和既不易见于事实，全国益深危疑。五月二十九日，袁乃宣布《帝制议案始末》，图卸叛国责任，其命令如下：
大总统告令：据海军总长刘冠雄巡洋回京面称，帝制议案撤销后，群言淆乱，谣诼繁兴，好事者借端煽惑，庞杂支离，请将关于帝制议案始末，明白宣布，以释群疑等语。本大总统前于本年三月二十一日特发明令，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并以菲躬薄德，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引咎自责，不欲多言。乃近来反对之徒，往往造言离奇，全昧事实，在污蔑一人名誉颠倒是非之害小，而鼓动全国风潮，妨害安宁之害大，不得不将事实始末，明白叙述，宣布全国，以息谣煽，而维治安。
查上年各省区公民及满、蒙、回、藏公民王公等，先后赴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以本大总统之权限，虽不当向国民及立法院有所主张表示，然于维持共和国体，实为当尽之职分，是以特派政事堂右丞杨士琦代莅立法院宣言，以为改革国体，不合事宜，至国民请愿，不外巩固国基，振兴国势，民国宪法，正在起草，衡量国情，详晰讨论，当有适用之良规，是本大总统于国民之请愿，实欲纳诸宪法范围以内。制定宪法程序，既根于民国《约法》，则国体自在维持之中。旋经立法院据各省区公民及满、蒙、回、藏公民王公等请愿书，建议政府，或提前召集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以为根本解决。本大总统咨复，以决定宪法为国民会议职权，俟复选报竣，召集开会，以征正确民意；盖犹是以民国宪法为范围之本意也。立法院复据全国请愿联合会、全匡公民代表团等再行请愿，开会议决，按《约法》
第一章第八条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并议定《组织法》，咨请公布施行。查立法院原咨称：本大总统咨复，办法已定，不敢轻易变更，特以尊重民意，重付院议，佥谓民心之向背，为国体取舍之相本，该院议决投票，标题赞成或反对，各代表本有自由之权，是立法院为尊重民意而建立此项法案，本大总统自当如议公布，其时满、蒙各王公及各省区文武官吏等，仍请速定君主立宪，情词挚切，迫不及待。本大总统又以改革国体，事端重大，轻率更张，殊非事宜，但《约法》所载，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解决国体，自应听之国民，惟令以督饬所属，维持秩序，静候国民之最后解决。是本大总统不肯轻听急迫之请求，而兢兢以正确民意为从违，尊重国民主权之心，固可大白于天下。且迭有明令电谕，严诫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监督等遵照法案，慎重将事，勿得急遽潦草，致生流弊，并特派大理院院长董康、肃政史蔡宝善、夏寅官、傅增湘、麦秩严稽查国民代表选举不合法格者，更正取消。本大总统尊重民意，务求正确，杜渐防微，尤无所不至。迨国民代表大会报送决定国体票数，全体主张君主立宪，又由各国民代表全体推戴本大总统以帝位，并委托立法院为总代表，吁请正位前来。本大总统以《约法》内民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在国体自无讨论之余地，惟于推戴一举，自问功业本无足述，道德不能无惭；又以民国初建，本人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于信义无可自解，特将推戴书送还，并令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而在本大总统则仍以原有之名义，及现行之各职权，维持全国之现状，此不愿以帝位自居之心，昭然可见。
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不谅鄙诚，迫谓无功薄德，为谦抑之过言，又谓当日誓词，根于元首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而变迁，迫切吁请，使本大总统无可诿避，只得以创造宏基，事体繁重，不可急遽进行，致涉疏率，饬令各部院详细筹备，筹备完竣，再请施行。本大总统所以藉词筹备，不即正位者，盖始终于辞让初衷，未尝稍变也。本大总统以诚待物，凡各官吏之推戴，容有不出于本衷，各党派之主张，容不免于偏执，及各监督之办理选举，各代表之投票解决，容有未臻妥善完备之处，然在当时惟见情词敦挚，众口同词，本大总统既不敢预存逆忆之心，实亦无从洞察其他意。即今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尤非本大总统之所能料及。此则不明不智，无可讳饰者也。
滇黔兵起，本大总统内疚不遑，虽参政院议决用兵，而国军但守川、湘，未尝穷兵以逞，且悯念人民，寝馈难安，何堪以救国救民之初心，竟资争利争权之藉口？而吁请正位，文电纷驰，特降令不许呈递，并令提前召集立法院，冀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期转圜。继念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矍然，是以毅然明令宣示将承认帝制之案，即行取消，筹备事宜，立即停止。事实本末，略具于斯，原案具有，可以复按。除将各省区军民长官迭请改变国体暨先后推戴并请早登大位各文电另行刊布外，特此宣布，咸共闻知！此令。
国务卿段祺瑞
其时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其书如下：“爱国同胞平，吾侪之大敌，叛国之元凶，已于本月二十二日正式发令取消帝制矣！斯固吾国民之威力，义军之声势，各省将军之暗助，及东西各友邦之公论，迫之使不得不然。表面观之，亦若可喜，然而国家之根本问题，未解决也，腹心大患，未除去也，帝制派之人物，犹萧然自若也，官僚党之势力，犹弥漫全国也，如虎如狼之逆旅，犹骚扰未已也，谋帝未成，又退而谋窃总统也，民权未伸，而国宪未彰也，伪共和假立宪之活剧，瞬将复演于今日也，四次五次革命流血之惨祸，犹循环演进，而未可料也！呜呼国民，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畜疽，实为乱基，苟且偷一时之安，因循误百年之计！国民国民！叛逆之徒，不与共天，调和之说，实同饮鸩。欲民国而长治久安乎？非有真共和国家之精神不可！如何而表示真共和之精神？必自今日于国法上能裁判袁世凯之罪案始！夫民国国家者，五大族四万万人共有之国家也，彼袁世凯何物，乃敢以一匹夫，手提国命，欲称帝则称帝，欲称总统则又称总统，进退裕如，傲睨自若，堂堂国民，芸芸总总，如牛如马，俯首受勒，不敢驶驻，抑何卑怯无耻而不勇也？外人之诃吾国民曰‘有奴性’，今袁世凯叛国，罪状显然，万目睽睽，东西具瞻，义师声讨，名正言顺，已下三巴，奄有南服，长江动摇，山、陕震撼，桴鼓急进，指顾功成。倘犹许其有调停之余地，以一纸空文，取消帝制，惑其狡辩，遽尔罢兵，国民靦颜，仍复戴之以为总统，则是卑陋龌龊之奴隶性更大表暴于世界，国民人格道德，堕落千丈，腾笑五洲，蒙羞万古？欧人之斥犹太遗民曰‘怯狗’者，将旋踵而以斥我矣！且吾民亦何所取，复眷恋于袁世凯，乃不忍蹙之使穷，迫之使退，而絷之以尽于法也？袁世凯试政四年，其所表见者惟苛捐重敛，只以自肥，授爵封官，无非植党，媚之者登九天，逆之者下九狱，爱憎惟己，生杀自专，不知有国民，不知有议会，不知有《约法》，不知有公论，昏霾塞天，毒瘴满地，野蛮横暴，自拟天骄。国民国民！问曾有一事愜意，而足以贷其死乎？窃尝论之，吾国近三十年来，文明进化之大障碍物，厥惟袁氏一人！乃若甲午之败衅，戊戌之政变，庚子之骚乱，辛亥之和议，癸丑之用兵，及今之三次革命，无一不与袁氏有直接间接互相发生之关系！苟不及时铲除之，诚恐国亡种奴之惨剧，必编排于彼昏之手！曲终人散，山河夕阳，吊故国之蚯墟，挥遗民之涕泪，虽指天斫地，痛言袁贼，尔时晚矣！况今袁氏诡谋称帝，伪令煌煌，变更国体，既已窃取帝国之皇冠，则早叛离民国之总统。而称臣具奏，皇帝陛下，种种伪逆之字样，改元封爵，置监立储，种种叛乱之行为，尤昭昭在人耳目。迄义旗一麾，四海响应，情窘势蹙，迫而变计，忽然取消帝制，仍冀僭称总统，国人非聋非哑，岂无听睹？《约法》具在，约文俨然，此等卑鄙恶劣狡猾无赖之伎俩，显于国宪，何能重辱吾民？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且彼所谓取消者，不过取消其名号，实未取消其地位，盘据新宫，指挥旧属，暂示退让，以杀国人之愤怒，而缓各省之响应，一旦事过境迁，故态复作，仍谋帝制，谁能担保？故曰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公民等惧国家之其亡，念匹夫之有责，睹兹横流，安忍缄默？按照《约法》第四十二条，应由副总统黎元洪君代行民国大总统职权！挽救危机，维持大局，不患无人，我国民速宜椎鼓进兵，各方响动，迫令退位，执付法庭，永绝乱根，而维国本。庶几国民人格，进跃于欧、美文化之邦，政海风潮，砥定于共和新造之国，好乱者国有常刑，野心家悬为殷鉴，国人勉旃，前途幸福！陕西井勿幕、范辅，湖北彭养光、曹亚伯，安徽方汉城、高亚东，江西李鲲、俞原、陈大浩，山西李素、吴映光，河南夏述唐、郑耀午，云南陈昌言、赵维藩，贵州朱英、王继仁，广东吴光鉴、徐达、卓誉善，广西萧焕荣、廖楷，浙江宋左林、陈逸，江苏诸翔、张东荪，直隶段谛真、张万里，奉天祁心澄、吴世泰，湖南龙璋、邹介藩、刘鸷东，山东吴作舟、尤起凡，福建雷家驹、包鸿生，甘肃李得珍、高尚志，四川陈可均、马继如。”
第十二章 去世及身后之论评
第一节去世
袁自南方独立，内政、外交、军事之纷扰，已昼夜焦虑，体力不支，帝制失败，更羞愤万状，迨其亲信川督陈宦、湘督汤芗铭反戈独立之报至，遂以忧愤死！遗令云：“民国成立，五载于兹。本大总统忝膺国民付托之重，徒以德薄能鲜，心余力拙，于救国救民之素愿，愧未能发摅万一。溯自就任以来，昼作夜息，殚勤擘画，虽国基未固，民困未苏，应革应兴，万端待理；而赖我官吏将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宁，列强邦交，克臻辑治，抚衷稍慰，怀疚仍多。方期及时引退，得以休养林泉，遂我初服；不意感疾，寝至弥留。顾念国事至重，寄托必须得人，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本人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副总统忠厚仁明，必能宏济时艰，奠安大局，以补本大总统阙失，而慰全国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军警士民，尤当共念国步艰难，维持秩序，力保治安，专以国家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本大总统犹此志也。”
袁世凯去世后，继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前排右四）
与副总统冯国璋（前排右三）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前排右五）等军政要员合影是令为袁氏左右所拟，希望推戴黎副总统继位，以便保留势位，实与袁氏无关。一年来轰动之帝制活剧，遂于此告终！
是役也，穷一国之力，以从事于不可得之数，身败名裂为天下笑戮，亦可哀矣！袁氏既死，本《约法》以副总统黎元洪为大总统，七日就职，民国虽复活，而北洋军人四分五裂，天下事益不可为矣！
“6月6日下午，政府公报发表：‘袁大总统于本日上午10时40分，以尿毒病薨逝，停柩居仁堂。遗令以副总统继位。’同日发表袁的遗令。”（《袁世凯演义》）
第二节身后之论评
袁世凯之大投机，辛亥革命造成其个人之野心与地位，癸丑之役，削平异己，于是即进而易共和为帝制，终于不蹶不止。论者谓袁氏称帝之罪小，而以金钱销铄人心之罪大，顾以金钱销铄人心，原欲达其称帝之目的，言虽近于倒果为因，然实为有识之士所深痛。盖袁氏倒行逆施，丧权辱国，竭全国之财源，以逞一人之物欲，固无论矣。至其坠国人之操守，使四维溃，嚣风张，民欲横决，隐患贻传，乃至开无穷之恶例，酿此后之凌夷，纪纲不振，积渐有自，太息痛恨，谁为桓灵乎？！
民国五年十二月，《申报》载辛博森《论中国退化之由来》，中有一节云：“溯自三年半以前，国会方始诞生之日，世人对于中国民主政治之前途，期望方殷，袁世凯竟利用签订善后大借款，得五强国之赞许，推倒国会之势力，而实行专制，此种外交，使中国政治趋于墨西哥之下！外人方鼓掌颂为明达者之所为，是何异授人以利刃，力辟所司之机关而使之运行耶？自一千八百六十年之祸作以来，外人绝未尝以明达之眼光观察中国，其待中国之淡漠残刻，殆无与为匹。迨中国共和成立，外人莞尔而笑，盖非以推倒腐朽之满清故，而实以中国抗御外入侵略之能力消灭故也。彼尝展示华人，苟中国得存立为国家，实惟幸事。”
其意盖指往日日本战费赔款之外，又益以庚子赔款之重负，使中国颠蹶若干时日不能振拔之目的已达，而袁氏所为，又皆为饮鸩止渴之自杀政策也。
袁氏与民国之关系綦大，其事业罪案，当时与盖棺后之论述甚多，洪宪帝制取消后，袁尚恋栈，各方劝退，冀免流血。伍廷芳致书袁氏，略云：
（上略）……试问袁大总统莅任四年，有何功德于民否？为何人民怨望若此？各省吏治未见整顿，仅于设官分治，稍事更张，并不实行德政，贪官污吏，依旧暴敛横征，只知募债加捐，花样百出，商民怨声载道。近复允开三省烟禁，辱国病民。今更听从筹安会诸人谋复帝制，设大典筹备处，以万民之膏血，博一己之尊荣，逼令将士倒戈，四民解体，影响全国，几成一局残棋，谓前清政治不良，谁料于今尤甚。（中略）盖当时组织共和之际，原欲改良政治，兴旺中华，不使专制再行发现，纵不能蒸蒸日上，或可较前清稍胜一筹，试问今日较前清如何？频年四方不靖，内讧外患，相逼而来，即观敝省一隅，海盗横行，掳人勒赎，数见不鲜，糜烂地方，目不忍睹，此皆由政治未能改良也。我公雄谋伟略，胆量过人，欲假武力以治天下，虽治乱世用重典，前人亦有是言，然必有实惠以加于民，乃能心悦而诚服。况今二十世纪时代，较前我国闭关时代，大有不同，若泥古法以治民，未免胶柱鼓瑟。盖用于古时则可，用于今时则不可，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也。（中略）我公槃槃大才，海内共仰，特于共和政体，微形隔膜，缘我公仅到朝鲜一国，未曾遍历东西洋，未亲见各友邦文明政治，又不谙外国语言文字，所寓目者惟翻译等数书籍而已，以致无从着手，亦何怪公之不能实行共和耶？（下略）
康南海致袁前后二书，亟录如下：
康有为劝袁世凯退位书：
慰亭总统老弟大鉴：两年来，承公笃念故人，礼隆三聘，频电咨访，累劳存问，令仆丧毕，必至京师，猥以居庐，莫酬厚意。今当大变，不忍三缄，栋折榱坏，侨将压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惟明公垂察焉。自筹安会发生，举国骚然，吾窃谓今之纷纷者，皆似锁国闭关之所为，皆未闻立国之根本，又未筹对外之情势者也。夫以今中国之岌岌也，苟能救国而富强之，则为共和总统可也，用帝制亦可也，吾向以为共和、立宪、帝制，皆药方也，药方无美恶，以能愈病为良方，治体无美恶，以能强国为善治。若公能富强自立，则虽反共和而称帝，若拿破仑然，国人方望之不暇。若不能自立，则国且危殆，总统亦不能保，复何纷纷焉？
自公为总统以来，政权专制，过于皇帝，以共和之国，而可以无国会无议员，虽德帝不能比焉，威权之盛，可谓极矣。然外蒙、西藏万里割弃，青岛战争，山东蹂躏，及十五款之忍辱，举国震惊，至第五项之后商，共忧奴虏。中国之危至矣，人心之怨甚矣！方当欧战至酣，列强日夜所摩厉者武事也，忽闻公改行帝制，日夕所筹备者典礼也，行事太反，内外震骇，遂召五国干涉，一再警告，及遣大使东贺加冕大典，道路传闻，谓于割第五项军政、财政、警政、兵工厂外，尚割吉林全省及渤海全疆，以易帝位，未知然否？然以堂堂万里之中国元首，称帝则称帝耳，不称帝则不称帝耳，虽古詈莽、操，然力能自立，安有听命于人如臣仆者哉！且公即降辱屈身，忍弃中国，祈请外邻，求称帝号，若晋之石敬塘之于契丹，若梁萧謦之于周，若南唐李煜之于宋，然强邻必察民意，可以义动，不可以利诱也。今既见拒大使，辱益甚矣，且名为贺使，必无拒理，今之被拒，益为鬻国以易帝之证，而国民益怒矣！假令受使结约有效，若法之待安南，若英之待埃及，或要索称臣，或名归保护，则全国军队长官，必皆派监督顾问，或派驻防之兵，或收财政之权，至是则国实已亡矣，虚留帝号，何能自娱？然公或者以求伸于四万万人之上，而甘屈于强国之下，能屈辱为之，而国民忧亡，必大愤怒，即诸将亦恐惧国亡而怒，不然，亦忧强国之派监军或顾问，或易而代之，彼诸将自知权位之不保，必不肯从公为降虏也，则必斩木揭竿，胜、广遍地矣。幸而见拒，中国尚得为中国耳。
然数月以来，举国之民，士农工商，贩夫竖妇，莫不含愤怀怒，党人日夕布谋，将士扼腕痛恨。顷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已遭剧死，海军之肇和兵舰，亦已内变，广东既乱，滇、黔独立，分兵两道入川、楚，破叙攻泸，遂争重庆，全川骚然。辰、沅继矣，湖南大震，武昌、长沙兵变继告，长江将响应之，蒙古并起，而山西、归化、绥远，亦相继沦陷，陕乱日剧，则拊北京之背，他变将作，外人将承之为交战团矣。公以军队为可恃乎？昔者滇、黔，岂非赞成帝制者哉，而今何若？今闻四川之陈宦，实与滇军交通，而贵州朝为助饷，夕即宣布自立，恐各省军队，皆类此耳，广西即可见矣。公自问有何德及彼，以何名分范彼，而能使彼听命尽忠耶？吾闻郑汝成告人曰：“帝制事吾不以为然，但无如何耳。”郑汝成者，公所谓忠臣亲臣，赠以破格之封侯者，然乃若此，可以推全国诸将之心矣。公以封号为笼诸将之心耶？闻各省诸将受封，多不受贺，或不受称，而云南唐、任，且即起兵焉。且公在清末，亦受侯爵，何能因是感激而足救清祚哉？若军既含怒，同时倒戈，于前数年突厥摩诃末废帝见之，吾时游突厥所亲睹者矣，然突厥尚远，公未之见。辛亥之秋，武昌起兵，不两月而十四省响应，清室遂迁，夫岂无百万军队哉？而奚为土崩瓦解也？此公所躬亲其役者也。
夫以清室三百年之深根固蒂，然人心既变，不能待三月而亡。公为政仅四年耳，恩泽未能一二下逮也，适当时艰，赋税日重，聚敛搜括，刮尽民脂，有司不善，奉行苛暴，无所不至，加比款千万，五国之巨款二万万，四年之间，外债多于前清，国民负担日重，然无一兴利之事。以盐为中国大利而税之，今全归之于外，以烟为中国之大害而禁之，今返卖之于官。近者公债之新法日出，甚至名为救国储金，欺诱苦工而取之，以供加冕之用，故兵急财尽。人咸疑交通、中国两银行亏空，人争起款，不信伪币，其势将倒。国会既停，选举既废，自治局撤，私立参政院代民立法，则失共和之体，天下岂有号称共和而无议员者？士怒深矣。如水旱游臻，盗贼满野，民无以为生，民怒甚矣。即无筹安会事，尚恐大变之来；而公之左右谐媚者，欲攀附以取富贵，蔽惑聪听，日告公者，必谓天下皆已治已安。人心莫不爱戴，密告长吏，令其妄报，伪行选举，冒称民意，令公不知民怒之极深，遂至生今日之大变。汉朱浮曰：“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力见仇者所快。”昔孙权为曹操劝进，操曰：“是儿欲踞吾于炉火之上耳。”今诸吏之拥戴公者，十居八九，闻皆迫于不得已，畏惧暗杀，非出诚心，举朝面从心违，退有后言，或者亦踞公于炉火之上，假此令公倾覆耳。贾谊所谓寝于积薪之上，而火其下，火未及燃，则谓之安。以公之明，且不察焉。且使今日仍如古者闭关之时，则公为诸将拥戴，如宋太祖焉，然犹未可。盖古之称帝者，固由力取，不必有德，然必积久坚固而后为之。然以曹孟德手定天下之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高欢、高澄有世济其美之才，皆为政数十年，举国臣民为其卵育；然尚徘徊逡巡，不敢遽加帝号。五代诸主，旦夕称帝，即岁月不保。然此皆闭关之世；若如石敬塘者，借外力而立，亦即为外虏而亡矣！夫共和非必善而宜于中国也，然公为手造共和之人，自两次即总统位，宣布《约法》，信誓旦旦，涣汗大号，皆曰吾力保共和，誓不为帝，于裘治平之请为帝，于宋育仁之言复辟，则皆以法严治之，中外之人，耳熟能详，至于今日，翩其反而，此外人因以大疑，而国民莫不反唇者也。
遍考地球古今万国之共和国，自拿破仑叔侄外，未有总统而敢改为帝者。美洲为共和国者凡二十，日寻干戈矣，然皆争总统耳，未有欲为帝者，更未有争为帝者也。中世意大利及德国诸市府之总统，未有敢为王者，即罗马之奥古士多，威定全国，实行帝权，亦兼用诸官职号，未敢用帝王之称。后世袭用恺撒、奥古士多者，以前代总统之名，为元首之号，行之三百年，至君士但丁迁都海峡，避去元老院之议，然后恺撒之号，传于后世，今乃力王者之称，即今德、奥尊号是也。恺撒为罗马总统，有手平法国，强安罗马之大功，有人进王者之月桂冠者，恺撒试戴之，其义儿渤尼斯即手弑之。近世墨总统爹亚士手平墨乱，七任总统，置三百年之墨乱于泰山之安，饬以欧、美之治，其文治武功，欧、美人莫不推为近今第一。吾游墨时，曾以殊礼待我，虽号为专制，然尚未废国会也，更未敢称帝号也。然第八任总统，迟不退让，遂使马爹罗振臂一呼，爹亚士遂夜出走，以其百战之雄，搏战之余，仅以身免。易曰：“亢龙有悔，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故也。”向使恺撒、爹亚士知亢龙之悔，识退让之机，则身名俱泰，照耀天壤，惜其聪明才武，而忍俊不禁，贪而不止，遂至身死名裂，一至于此！况才望功德，远不及恺撒、爹亚士，而所求过于爹亚士者哉？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已辱已殆矣，尚冒进不止，昔人所谓钟鸣漏尽，夜行不休，日暮途远，倒行逆施，则不止辱殆而已，必如恺撒而后已。求如爹亚士之能逃出，不可得矣！以公之明，何不思之？
且今公之心腹亲旧，宰相若徐世昌、唐绍仪，大将若段祺瑞，亲旧若张謇、费树蔚，皆纷纷远引。其他黎元洪、熊希龄、赵尔巽、李经羲、周树模、孙宝琦、汪大燮、罗文幹、马昶、汤化龙、梁启超、韩国钧、俞明震等，纷纷挂冠，其余群僚，尚不足计也。朝宇皆空，槐棘无人，即强留率退一二人，或畏死复来，然人心大可见矣。今所余在公左右一二谋议者，皆负罪畏死，怀抱异心，其余皆庸佞之徒，只供奔走而已。以此之人心，以此之人才，当承平继统之时，犹不能支，而谓可当内讧外拒，中外大变之世乎？昔公之练兵小站也，仆预推毂焉，今公用以威定天下，恃小站时心膂诸将，遍布中外也，然忠贞若王士珍，自辛亥玉步之后，即已拂衣高蹈，今虽强率而出，闻其在陆军部上奏，于臣字必加涂抹，实与张勋之强劲同焉，虽受恩私室，然实心清朝者也。
其沉毅若段祺瑞，以公之设模范团而夺兵柄也，乃自疑而辞去。近者频遭刺客，日欲出亡。若蔡锷兼资文武，举滇来归，而久投闲散，近且居宅无端被搜，因以恐惧，远走举兵。故公之心腹旧将，皆有自危之心，即有倒戈之志。盖以赵秉钧之忠而鸩死，以尹昌衡之壮而久囚，以黎元洪之公而久幽，若冯国璋、张勋、陈宦、汤芗铭、朱瑞、龙济光、陆荣廷，皆公之股肱，藉以坐镇南方者，乃闻宵小作间谍者，以造言生事，为希荣邀功计，谓诸将互相联合，各有异志，果遂频调重兵南下以防之，或曰遣刺客以杀之，致令诸将信而被疑，忠而见谤。即今张作霖、张绍曾，亦有嫌疑，则必鉴于赵秉钧、段祺瑞、尹昌衡之危迫，益生携贰耳。今各省诸将，暂为公用者，有奉、陕、豫、徽耳，然师旅之长，亦难一心。然则谁非蔡锷、唐继尧、刘显世、任可澄者？但观望待时耳。且夫各省将军师长，率多段、冯、张、王四人部下，咸受卵翼于诸师，而未有隶于公，其与明公恩义本浅，今主帅见猜，则部将生疑，咸恐不保，令之远征，诸将即不倒戈，谁肯为公出死力者？且公戎旅有几？不以遣征西南，则以防卫西北，所余军队，不过三数千众，保卫都畿，万难他遣，则可以持久？万一有变，更以何师剿之？顷闻模范团拱卫军有变，诛戮无数。夫模范团拱卫军，公之心腹千城也，然犹如此，则腹心难作，防不胜防。若各省内外联合，公更何以为计？辛亥之祸，鱼烂瓦解，可为殷鉴，窃为公危之！
近有新华宫内变，益令骇耸，以明公之族人，亲臣之爱子，警长之要官，且犹如此；袁英及公之二十年旧仆句克明，亦咸思剖刃于公，其他内史为公侍从近臣，亦多有同谋者，然则公之近臣亲臣若此者，正不知凡几，皆包藏祸心，旦夕伺发，互相交通，密相容匿，公宵夕寝处，何以为安？朝夕饔餐，何以为食？门庭侍卫，左右仆役，何以为用？朝觐召对，引见臣僚，何以为信？天怒人怨，众叛亲离至此，公自思之，应亦为骨变心警，毛发耸竖，无一刻为安者矣。昔王莽之末，亲若王涉，国师若刘歆，宰相若董忠，皆谋杀之。且以宋文帝之明，而死于元凶劭之亲。以明穆宗之正，而丧于韩金莲之手。他若董卓死于吕布，王世充死于宇文化及，仇雠起于闺闼，猛兽发于辇毂，枯木朽株，尽为难矣。公虽若王莽之忧不能食，李林甫之夜必移床，何以防之？昔宰相杨再思谓：“一日作天子，死可无憾”，果以叛诛。昔人谓左手据天下之图，而右手以匕首搭其胸，虽愚夫不为也。今天下汹汹，民生流血，百业停废，皆为公一人耳。南望川、楚，惨痛何极。夫公奄宅天下四年矣，至今薄海驿骚，乃欲望统一于内国愤起，外警迭来之时，平定于银行将倒内外将变之后，必无是理矣。故欲有所望，则必无可望也。常人仕宦至出将入相，亦终有归老之时，假令公四年前污病，不幸溘逝，已极人生之望矣。况公起布衣而更将相，身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总统，今又称制改元，衮冕御玺，而临轩百僚，奏臣陪位，已数阅月，亦足自娱矣；又过求之，恐有大患矣，公自审其才，上比曾、左、李诸公，应远逊之，而地位乃为羿浞、王莽，势变之险如此，尚不急流勇退，择地而蹈，徘徊依恋，不早引去，是自求祸也。易曰：“天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今公对清室，则近篡位为不顺，对民国则反共和为不信，故致天怒人怨，不助不祐，不吉不利，公之近状，必无幸免矣。然则与其为国人之兵迫而退位，何若公自行高蹈之为宜耶？以公之明，宁待再计乎？今仆为中国计，为公计，有三策焉。闻公昔有誓言，已买田宅于伦敦，若黄袍强加，则在汶上，此诚高蹈之节，远识之至也。若公禅让权位，遁迹海外，啸歌伦敦，漫游欧、美，旷观天地山海之大，娱游其士女文物之美，岂徒为旷古之高蹈，肆志之奇乐，亦安中国，保声名之至计也，为公子孙室家计，无以逾此。今既为左右所误，谬受大位，遂致内乱外拒，威信隳矣。然今为公计，为中国计，仍无以易此。明哲保身，当机立断，策之上也。次则大布明令，保守前盟，维持共和，严责劝进文武僚吏之相误，选举伪冒民意之相欺，引咎罪己，立除帝制，削去年号，尽解暴敛，罢兵息民，用以靖国民之怒，塞邻好之言，或可保身救亡，然大宝不可妄干，天下不能轻动！今者民心已失，外侮已深，义旅已起，不能中止，虽欲退保总统之位，或无效矣。虽欲言和，徒见笑取辱耳，必不可得矣。惟公审之！若仍逆天下之民心，拒列强之责言，忘誓背信，强行冒险，不除帝制，不革年号，聊以自娱，则诸将云起，内变飙发，虽有善者，爱莫能助，虽欲出走，无路可逃，王莽之渐台，董卓之郿坞，为公末路！此为下策。以公之明何择焉？公之安危，在于今日，决于此举，及今为之，犹可及也，过是欲为之，亦不可得矣。悔思仆一言，则无能为计矣。
往者外论有拥戴仆为总统之事，此诚有之，然仆力拒，亦与癸丑之夏同也。仆一书生耳，终日以读书为乐，懒于接客，畏览公牍，癖耽书画，雅好山水，自以为南面王之乐，无以比之，而甚畏事权也。仆自释褐入部时，未尝一到署，但忧国危，不得已而发狂言，亦如今日耳。当戊戌时，仆毗赞大政，推毂大僚者十余人，而己身未尝受一官，上意命入军机，亦未尝受。前年某大党势焰弥一国，戴吾为党魁，且欲推为总理，吾亦力拒不受，且嘱党人切勿投票相举，此皆公所知也。夫五声繁会，人之所好，而墨子非乐，疡痈秽恶，人之所畏，而刘邕嗜痂，人之性各有所述，非能强也，况今艰难之时乎？猥以虚名日被，后生捋扯，所谓元忠肉甘，徒供猎人之罗网而已。谣言无已，后必仍多，以公之明，想能洞之。故拥戴仆为将来总统者，仆视为凶危而力拒之。其推戴公以帝制者，亦为至险，望公亦力消除之。仆之不可受总统，犹公之不可受帝号改元年一也。我惟不为总统，故敢以规公亦并谢去，运有荣悴，时有穷通，惟我与公，正可互相劝勉也。
追昔强学之会，饮酒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今同会寥落，死亡殆尽，海外同志，惟吾与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尚存，感旧欷獻，今诚不忍见公之危，而中国从公而亡也。传曰：“忠言逆耳，药石也。”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仆度左右之人，明知阽危，不敢逆耳，窃恃羊裘之故人，廿余年之交旧，当中国之颠危，虑执事之倾覆，日夕私忧，颛颛愚计，敢备药笼，救公急疾。吾闻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今推戴公者，姑息之美疢也。传曰：“美疢不如药石。”惟智者能预见事机，惟善人能虚受善言。不胜冒昧屏营之至，惟公图之，佇闻明诲。北风多厉，春色维新，为国自爱。
康有为再与袁世凯促退位远游书：
慰亭前总统大鉴：昔以天下滔滔，生灵涂炭，中国危殆，为公一人，故妄竭款愚，奉规执事，承公俯采中策，销帝制，去年号。然广西即起，义师仍怒，公虽屈意言和，徒招辱而无成，果如仆言。于是广东之义旗同揭，江、浙之鼙鼓并兴，不日不月，义师将遍于全国。凡此诸将，皆公恃之以为腹心爪牙，拥成帝制者也；而今争先倒戈，皆如仆言。更闻拱卫军内变，诛戮至百余人，是谓腹心内变，又皆如仆言。然则公何恃而不恐乎？为公之窃帝号以自娱也，自筹安会至今半年矣，举国商贾停贸易，农辍耕，工罢作，士废学，川、楚血战，死人如麻，兵之所处，荆棘不生，疫疠并作，兵之所过，掠劫淫虏，人民走避，死者之家，老母寡妻弱子无托，疾病穷饿，转死沟壑，又不知若干人也。以每日计之，全国之出产货殖，日不知失几千万也，人命之死亡，日不知几十万也。其余一切长吏游士人民，发信发电，阅报聚谈，费尽日力而讲求者，皆为公退位一事，其糜尽全国人之力心力于无用之地，虽考历不能算之也。呜呼！当欧战延长之际，乃吾国内治岌岌之日，借以立国延命者，在此时乎！若使举国四万万人，上下各用其力，明其政法，治其作业，半年以来，所值岂可算数；不意为公一人之自娱，大乱沸腾，令中国损害无极，一至于斯也！今姑勿论，民国之有总统者，曰：“伯理玺天德”，公司司事亦名之，其职同云尔，不可则去。
总统为国民公仆，违于法律，则审院可以革之。然若公手两改《约法》，永废国会，而自置参政院立法院，自定任期十年，专卖土地人民于强邻，卒乃自改帝制，复何法律之可言？国民之挟共和法律以责公者，太迂愚不解事，早为公之所大笑，公岂不曰予岂有法理？辛亥之季，不过我自欲为帝耳！故特借革命以去清室，假共和以取天下，汝等滔滔，在我裈中。共和吾造之，吾废之，如戏法者之反复手，而指挥白黑蚁队云尔，岂能有分毫动公之中哉。故使公之人心兵力财力，犹有一线之希望，可以保全权位，公亦勿退位可也。闻美款借到，公议大募兵，赶制械，以背城借一；惟今美款不成，既全国人士，皆将陈兵仗义，大声疾呼，以逐戮公，闻公亦有退位之议，则公亦知难而退矣。然又闻别有奇谋，公将复立虚名，而自为总理大臣，则可骇矣。
昔在辛亥之冬，公为总理大臣时，清室允行《十九条宪法》，君主已无分毫之权。（中略）公若于此时奉行《十九条宪法》，然后理财练兵，兴物质，励教育，至于今日之欧战之时，中国已国富兵强，民安物阜，奠国基于磐石矣，虽进规外略，龙骧虎步，无不可矣。则公之功业，光昭日月，公之相位，亦可久长，如英之小彼得，十九年可也。如格兰司顿之为相，三十年可也。其权与帝王等，其尊与总统等，而又无任期，岂不美哉。无如公有妄窃帝号之心，遂乃伪行共和之体，而阴厉专制之政，于是得天下而失之！夫公既由总理而总统，由总统而皇帝，大典筹备，亦既举国称臣，尊无二上矣。今乃由皇帝而自降为总统，又由总统欲自降为总理大臣，得毋辱乎？公在辛亥之至安时，而不为总统，在今日之至危，而不惮屈辱，乃为总理乎？外托虚君共和之名，内握全国大权之实，假偶神而为庙祝，挟天子以令诸侯，公之推拍梡断，与时宛转，计岂不善，无如公之诡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公居高丽时，欲与日战，则伪托俄使意，以诳中朝。公为总理，将禅位矣，乃日日口言君宪，以欺清室。公为总统，则日言誓守共和，以欺国民。公将为帝制，则日伪托民意推戴，以欺天下。公愚天下之惯技，既无一不售，以至为帝矣。今又日言开国会，复省议局，设责任内阁，人皆目笑之。益今则败德无信，暴露天下，无论亲疏，必不见售，不特南军含愤积怒，义师必不容公之在位，即北方旧部，亦恧然有耻，岂复能戴公为执政乎？公今无事多用权术，无论如何，徒召天下之兵，促举国之急进攻耳。昔创虚君共和之说，乃专以防总统之专制如公者，假使当时国民不激于感情，而采用吾言，则安有今者天下血战之惨哉。今公犹假托于美名高义以自揽之，以退为进，冀将来之渐复大权，则仆之创说，决不愿为公假借也。方今天怒人怨、众叛亲离之秋，药线四伏，祸发眉睫，切身之灾，间不容发，前两月之书，请公退位远游，而公不用仆言，及今欲逃匿海外，亦已难矣！事实大变，迥非昔此，今乃不为身命之忧，而尚欲退为总理大臣之异想；自古几见曾为皇帝，举国称臣者，而能退为宰相者乎？张邦昌曾行之，然卒伏其辜矣！公何不鉴焉？且又闻公至不得已，必须退位时，犹欲引清室之例，立条约为保身命财产子孙坟墓计。嗟夫！公岂不知天下怨读言之深乎？公四年之移国大盗，岂能比有清三百年之天子乎？公以条约为可恃乎？试闻条约所藉为何而信之乎？公许清室之岁供四百万，公何尝能践约？且年来事事欲悖约而削之，国人皆欲食君之肉，寝君之皮，一时即有条约，其后他党为政，终亦毁之耳。公岂可信条约而托以身命财产子孙坟墓乎？且夫天下古今，为帝不成，舍出奔外，岂有退步者。以吾所闻欧、美之事，凡帝王总统以革命败者，莫不奔逃外国，古事繁多，不克具引。今之葡萄牙废王，尚居英国，墨之总统爹亚士，居于法国，波之总统居汝牙，败后亦居法国，德之汉那话王居于奥国，巴西之废王，革命后居于葡萄牙，此皆至近易考者也。公速携眷属于孙，游于海外，睹其风物之美，士女之娱，其乐尚胜于皇帝总统万万。刘禅曰：“此间乐不思蜀。”于今乃是实情！吾奔亡海外十余年，亦复乐其风土，徒以忧故国，念老亲，乃为归计耳。若欲行乐，则岂如瑞士、巴黎者乎？（中略）嗟夫！慰亭行矣，毋及后事。诗曰：“毋逝我梁，毋发我苟，我躬不阅，遑恤我后。”从此中国之事，与公无与，亦与袁氏无与，依照《约法》，共和国制设副总统者，如总统有故，则以副总统代之，则自有黎宋卿在，无劳公托。若仆昔之言虚君共和者，不过忧总统之必复专制，既专制也，将复生乱，如今姑备陈英、意、比之法，以告国民，为中国之保险公司云尔，聊以广备空言一说，以听国民采用，非谓其必行也，皆与公无与也，幸毋假藉吾言，损改吾说，吾不任受也。嗟夫！公以顾命之大臣而篡位，以共和之总统而僭帝，以中华之民主而专卖中华之国土，屠毒无限之生灵，国人科公之罪，谓虽三家磔蚩尤，千刀剖王莽，尚谓不足蔽辜，但吾以为文明之法，罪人不孥，枯骨不毁耳。公早行一日，国民早安一日，时日曷丧，及汝偕亡，公若行也，以子孙坟墓为念，公有托于仆，仆亦可与南方义师商而力任之。公之旧人唐少川布告天下，言庚子拳匪之祸，乃发诸于公，壬子兵变之祸，亦主持于公，外论纷纷，为谓公将行而弃其毒，至今京师生非常之惨变，遂至迁徙纷纭，京、津扰扰，以公之智，岂为此乎？望念子孙坟墓，稍留去思，毋多事，毋多言，束行装，苦自爱！
洪宪盗国，世人颇有右袁氏者，或谓误于左右，或谓克定欲为皇子，其实皆不足以言袁心事；盖大奸大窃，其貌每大忠大信，袁氏固欲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者，然即使无“使余无以自解”之言，证于其四年之柄政政绩，国人果能被其久欺乎？五年六月十一日《申报》载《项城帝制思想之息壤》云：
项城病革时，涕泣向徐世昌言，帝制已事，皆为人蒙蔽云云，世人睹此，或谓恢复帝制，原非项城本意，其实个中真相，固不尔尔；盖恢复帝制之一事，当辛亥革命时，项城已意念及之，且与外人谈论及之！当时义旗高举，全国鼎沸，英人莫礼逊博士曾与袁项城谈话，并将一切情形于当年十一月廿日致电伦敦《泰晤士报》，今照译如下，读之当知项城早有在中国恢复帝制之思想矣。
文云：今日下午，余得与袁世凯畅谈，袁氏身体壮健，且有胆识，自知当前之大任，关系至重，惟立意重建稳固之政府，以救国家之危亡。袁氏既抱此目的，遂居间力谋保留清室，建设有限君主政体，盖惧清室一旦推倒，内部紊乱，或陷于无政府之境，则外人财产生命，必有危险，若外人因此起而干涉，将不免瓜分之祸也。袁氏谓余云：现革党已有纷争之象，各省之目的，大相悬殊，北方之意见，于南方不能融洽。余谓中国革命之起。乃所以反抗主权之损失，朝廷之腐败，致国家屡召祸灾，革军实谋增加巩固国家人民之势力，非欲使国家分崩也。袁氏闻余言，复称彼深惧民主国之不能稳固及溃裂瓜分之祸，欲保存清室，剥夺其实权，使仅存虚名，则国家之安全，方能确保。余谓吾人须论事实，今日中国各重要行省，皆已决绝，若保存清室，则万无调和之余地，现在必要之事实，无过于此！且清室不适于统治国家，大不惬人民之意，若保存之，则势不能谋统一全国，必至陷国家于分崩之境。袁氏谓此种意见似未必当，余（袁）曾详细考查中国情形，在退隐三年之中，尤为注意。余深信国民中有十分之七，仍系守旧分子，愿拥戴旧皇室，进步一派，不过占十分之三耳。若今次革命推倒清室，将来守旧党必又起而革命，谋恢复帝制，似此国中扰乱不已，人人将受其害，数十年间，中国将无太平之日矣！余（莫）谓如英国之有限君主政体，本为人所希冀之政体，惟英国之君主为可靠之人，而满清则大不可靠，此彰明较著，不能置辩之事实也。袁氏云：皇室断不自食其十月三十日之诺言，且星期五日，摄政王将赴社稷坛宣誓皇上必忠守其诺言云云。
余嗣论及昨日电告之举动，即皇室退至热河，召集国会，决定中国将来应采何种政体，或有限君主，或民主政体是也。袁氏谓此种计画，已有人条陈，多数明达之人，皆极力赞助，不能轻忽置之，前星期以来，彼已时时审虑，刻仍正斟酌。惟刻皇室未及时而去，致生惧扰，或不免流血之惨也。余当时颇欲问萨镇冰所统兵舰，已全数悬挂革命旗帜，图攻汉。清军一事，摄政王对此有所感惧否，惟卒未诘问此事。袁氏旋复以戊戌政变事告余，此事前次袁氏曾作书致我，自为辩护，谓其举动，纯出忠君爱国之诚云云。
当时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有《吊袁世凯警告中华民国》一文，饶有意味。大隈为有名之侵华野心家，其玩弄袁氏之术尤丑恶，顾此其所言，自不失为金玉之言也。兹录《东方杂志》十三卷八号之节译文如次：自云南革命事起，为期不过四五月。以此短促之期间，而竟现困疲之态，足以知华人生活方法，无有忍耐忧患之力。所谓华人之生活方法若何？其安乐主义是也。袁氏自得志为中国元首，安处深宫之中，卫队数万，侍妾十余，纵帝王之豪奢，极人间之奉养，一言以蔽之，则安乐主义而已。夫安乐主义，堕落主义也。肉体既习于安乐，则道德智能，百凡颓废，不复有任重处危之力。故大难一发，而憔悴抑郁，以病以死，凡以此也。袁氏年仅五十有八，与德皇威廉，齿正相若。彼德皇之困难，远出袁氏之上，兵临四境，已垂二年，驰驱千军万马之场，出入弹林硝烟之地，不特毫无困疲之色，而精神志气，益复发扬。以视袁氏之一败涂地，殆不可同日而语。则信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说，为不可易也。
中国多年之恶俗，经此次小变，又获一痛切之教训。使华人果有志革新，则不可不追惩往失，力祛积弊。盖安乐主义之流毒，不徒使百体废弛，精力委靡，而贿赂公行，赋税苛暴，其害中于道德政事国家人民者，不可胜计。人人以安乐为先务，于爱国爱民之念，悉皆抛弃无遗，虽乱亡即在目前，亦有所不恤。为中国国民者，乌可以不醒此大梦也哉？
其次则中国国民性，又有好修饰文字之弊。袁氏颁布命令，往往好用华美之文词，以自文饰。非援用古圣昔贤之格言，则侈陈爱国爱民之苦衷。在言者恬然不以为耻，见者亦夷然不以为怪，此盖习惯使然，尤为中国可恐之一事！盖重文字而轻实行，则凡古圣先贤之所垂训，经史集传之所记述，皆不免为悦耳目娱心志之具，无复有感化世人之能力。甚且躬蹈万恶，仍可假文字以欺人！以如是之民族，而欲求存于世界竞争剧烈之场，不可得也。
袁氏为中华民国之大总统，蔑视《约法》，自制宪章，伪造民意，帝制自为，冀得遂其非分之望；及云南一呼，全国响应，卒于惊怖忧愤以死。迹其致败之由，盖不外耽于逸乐及修饰文字之二事。然此固中国数千年之习惯使然，袁氏不悟其非，转欲藉此以求侥幸，遂致一败而不可收拾。今者袁氏死矣。虽然，袁氏之死。非仅袁氏一人死生之问题，实中国全国国运兴亡之大问题也，中华民国可不知所自省哉？
人有恒言，时势造英雄，今日中国之现状，诚为安危荣辱紧要之关键。吾人甚望有拨乱反正之豪杰，生于其间，振数千年衰颓之国家，以为亚细亚洲光宠。今其人不可见，而徒见滔滔者莫非为安乐主义之潮流所播荡，宁不可伤？夫贪婪卑污，乃中国古圣贤所哓音瘏舌，谆谆垂戒。今观中国疆吏，大都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吸人民之脂膏，饱一己之囊橐。盖上有奢侈虚饰之元首，斯下有贪婪卑污之官吏，循此不变，乱亡可计日而待！所愿今后中国之政治家，躬行实践，以身作则，尚节俭而黜奢华，敦诚朴而矫虚伪，庶民风可以丕变，国基可以永固，则袁氏者，未始非中国万世之炯鉴，而其死诚乃中国之大幸也。
吾爱中国者也。吾之爱中国，固非利害之问题，盖发于中心自有所不容已也。中国人今后所亟宜猛省者，此种安乐主义之生活方法，果否为人类之自然？果否适于生存竞争？而不然者，则中国国民固不免为劣等，固不免为天演所淘汰！使中国国民而甘居劣等，甘为天演所淘汰也，则亦已矣。若犹有奋发之心，则今日者，非天正迫汝自觉而置汝于危机之下乎？
忆前文已论袁氏固非无才无能，其智术，其心力，亦过常人；顾无道德以为体，学识以为用，思想落伍，遂使其一切行事，多人歧途，卒至祸中于生民，流毒于后世！民国十五年十月十日，《申报》载蕉鹿客《十年前洪宪纪元之回想》一文，论叙史实，语重心长，节录其中，用殿我文：
（上略）辛亥之际，革命甫成，南中孙文，得南京临时大总统之任，虽其革命家，未必即有行政建设之经验，一新耳目之党人，未必即足以合流于中国数千百年之官治。而纪元已易，正朔重颁，未始不可以方新之机，促未来之治；而袁乃隐有所制，必其自居。当日挟北洋派战败之余威，以外凌党人，内欺清室，缘饰自售。南中固不知自奋，亦复为息事更张之计，而袁遂以继统闻。维时极有欲其南下就职，以脱去北方之巢窟者，而曹锟遂受意兵变于大栅栏，以泥其行。京华负贩，至今追想，迄莫能忘。
迨至大选，遂又以临时而正式为元首。在此际革故鼎新，人多朝气，内而台阁，多属名流；外而封疆，多属首义，一时物议，庶几长此可以久安，目前可以图治。即以财政、政治、军事诸端言之，亦由繁就简，大致预算，庶几就范。顾袁以与民党失和，有所消长，遂以宋案而起癸丑之役。夫民党之不为袁用，固其分也。而袁必欲翦伐灭遗，似国非公器，人惟独尊，等异党如敌国，岂卧榻宜他睡。一方又挟北洋派，以相团结，长驱驰骤，以开北洋军阀占领各直省之先河；盖饵诸将以功利，而不屑毁造成民国之党人。在党人者，固或自行不义，物腐虫生，为袁所得乘其隙；而袁之不以国家为重，不以协恭为戒，转致毒于异己之心，以造成中国兵连祸结之局，罪无可恕，亦复彰彰！夫革命正反清之常，宜图休息。北洋派者断送满清之军政于数十年之中，自革命役成，亦正宜少戢羽翼。而袁则反其常，以复卵翼之，以复造此乱离之因果，视南方如征服之区，迨兵力所至，幸而获胜，中国庶几全被征服矣；而袁乃更视国家为易与，以渐渐即于帝制之途。夫同为国人，国人动极思静，舍一部分之民党，不甘征服，亦或者可泯南北之界限，俾征服之将领，得其正轨，循为政治，亦未始不可苟安。而诸将者，初藉袁之力，以得其地盘，亦正复对袁，不无寅畏之思。则袁虽征伐民党于前，亦尚得统治国家于后，人民舍其革命平等真正民意之口头禅，亦未始不可以歆飨报功，俾得安居托庇于袁狄克推多制度之下。孰知大谬不然，而复有称帝之思，内聚奸人诡士，日夜驰骤，好货利者，则量给以货利，但得数十百元，已足招致劝进之名册，累累篇牍。好虚名者，则崇之以虚名，而非驴非马之官制，若上中下大夫，一纸公文，亦足导人心至于虚罔罪眚之途。其不可幸干者，则临之以斧钺，组织暗杀之队，而阴有其魁，论级行赏，以某地之某机关，动其部属，而开幸险穷杀之心理之行为。货财之不继，则密谋举债，而利源以日塞，停兑国钞，而金融为紊乱，奋其淫威，而国家社会之人心之政治制度，乃一一毁灭，以致于勿遗瓦砾，其反反常之贻毒，并复为后来之人所师资，所取法，而辗转乃又及于今日，蛛丝马迹，谁阶之厉耶？
更有对列邦也，明知此反反常之事，为举世言政治有信守之国家所勿许，则又阏支墨顿，别为巧计，而不外动之以货利，其卒也，国际无信义道德之可言，敦槃之际，已有内定协调之痕迹，而举世所奔走号呼之廿一条，亦于此际，阴图承认，遽为容纳。闻之当日周旋台阁者曰：其恭递条文之日，递文者足恭而语，一手上文书，即嗫嚅曰：“请大总统高升”，袁氏笑纳其呈，頫首而退。此其情形之一卑一亢，一则以自满，似正朔之颁，将须次子域外；一则以自喜，似乘此机会，不劳而获，所得者夥颐夥颐，其余之莫可穷诘者称是。而四年之末，律历将颁，复不得同意，于是内外歧称，为天下笑，而国家外交之对等精神，与罔私干禄之陪臣体节，两俱失之，示弱天下。袁虽首领已腐，后来者遂难为力争之理，以创其恶例；狡者为便私之计，亦复袭其故智。若临城之赔款，则段亦躬受之，而易得执政之称矣！至于直省将领，直视之如列藩，不惜又以货利饵人，而使称臣事顺。
夫北洋诸将，固自认袁氏之代起为正统，而尚少有寅畏之心者也，至此袁不惜屈躬以求，则诸将者自复攘臂以起，此我求童蒙，不嫌尾大，并其正位之后，何为治体者，尚勿遑自恤，而但谋足成其事，以不惜贻祸于将许矣。故聚财者厚自丰殖，而勿之禁也，且益之以货利。政治以操守为典要，袁不惜讽人以坠其操守，水之就下，甚于决川！方革命初元之际，人人有自祓之心，故或尚甘于清贫；及堤防一溃，而军阀遂放纵至不可收拾。张勋方镇徐州，以其有故主之思，则所以牢笼之者益至，于其生日，则遣伶祝嘏，特颁荣爵，声色之端，遂渐极乎人欲。而自此以还，遂成惯习，以俭养廉之说，更复夷灭而不存。张勋者，以其骄恣之娱，卒亦俯首，此于复辟，显见寇仇，亦复以极欲者易其节守。张之行止，无当于论评，而节守之坠，则袁实尸之！此其开先例，毁人心，贻祸奕翼，以造成今日罪大恶极之军阀，使国民之迄莫得少苏生息者，又袁之惠流也。一方以本身代表北洋，攘取国家，使诸将臣服，而生北洋正统之谬论，徐、冯、段以来，亦正用此谬点以自矜。一方使军阀萌列藩罔替之想，使国民均为被征服者，而军阀骄恣之罪，遂至今莫可得逭。其结果也，陆荣廷于领饷之后，遽应西南；陈宦于俯跪称臣，领川任后，亦一电来请退位。此其时也，袁之声色均废，于电文译呈之后，汗流浃背，目眩头晕，其愚为可怜，而其情亦为可悯！八月十三曰，朝露易晞，迷梦未醒，形骸土木，于其本人者，以罪当罚，无所足言，而所开之恶例，所遗之祸毒，乃至今令国民茹苦含辛，以为忍受者，十年于兹！而货利声色之摇动人心，夷灭至理，使邪僻者萌依附之思，奸黠者售罔营之诈，而因此以造成无数之恶因，政客簧鼓也，军人干政也，北洋正统也，匪夷所思之事，一一留真绘影，以至于十年，而洗此十年之积毒，正恐更假十年，亦不足为力矣！
语云：“以人为鉴，可知得失。”洪宪之得失，无待于蓍龟，而鉴者或尚昧之，或故犯之，少凜然之戒，惧覆辙之愆，非必即图有更张民国之事实，而辄或引其所开之恶例以自便，此为读政治史者所不可不知！会以十年回顾，深刻大书，欲国人知症结之所在，而引以为戒，俾国家者于反常之后，得少安于反常之中，而不可更有反反常之举措，以夺此垂毙之民之生机，而所谓反反常者，不必在于帝制之自为，而在于举措宜戒之一切恶例，则庶几正规可循，殷鉴不远，未必语于富强，亦足即于苟安。即此苟安之中，使国民者得延其喘息，而从政者使足以少留泽溉，俾有余晷，以斡旋于列强，以起衰而振弱，容有豸乎。（下略）附录我的父亲袁世凯附录我的父亲袁世凯
袁静雪
我的父亲袁世凯，生平事迹已有许多书刊记述，但是他的个人生活，他的家庭及他在家中的一些活动，外人或者不易弄清。我是他的第三个女儿，应该在这些方面提供情况，以便让世人更全面地认识他。下面将要谈到的，有的是我听父亲说的，有的是我听母亲们、哥哥们说的，有的则是我个人所经历和目睹的。不过，我父亲于1916年死去的时候，我只有17岁，加之我们那样一个封建家庭对我们管束得很严，使得我与外界的接触很少，因此我的所见所闻是很有限的。也由于这个原因我的叙述不可能完整、系统。而且事隔多年，仅凭个人追忆，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在叙述的时候，倘要涉及一些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多费笔墨就显得累赘，所以或是从略，或一笔带过。
家世和青少年时代
我的父亲袁世凯，字慰亭，别号容庵，清咸丰九年阴历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生于河南省项城县的袁寨。他是我祖父袁保中的第四个儿子。我们家是按规定的字来排辈份的，从我祖父起，按“保、世、克、家”4个字往下排。我祖父袁保中是县里的大绅士，一生没有做过官。当捻军在河南活动的时候，他曾和县里的乡绅们一道办过团防。我的叔祖袁保庆曾随同袁甲三清朝剿捻名将。保中、保庆都是他的侄子。办过团练，还在河南、安徽一带攻打过捻军，最后的官阶是江南盐法道。
我父亲的兄弟姐妹，一共9人。除了我的大伯世敦是嫡出的以外，其余兄弟5人、姐妹3人都是庶出。我父亲的生母是刘氏。在我父亲出生的当月，我的叔祖母——保庆的妻子牛氏，也生了一个儿子，但生下不久就死去了。我祖母刘氏在生了我父亲以后，奶水很缺。可是牛氏的奶水却极其充足，因此就由她把我父亲接过喂奶。我父亲小时候很逗牛氏的喜爱，牛氏对他视同己出。后来，由于我叔祖父的妻妾都没有再生养，所以我父亲就过继给他，作为他的嗣子。
我的伯叔们，除了三伯世廉做官以外，其余的都在家当绅士，没有外出做过什么事。后来，我祖母刘氏死在天津。当时我父亲任直隶总督。他请了假，搬运灵柩回转项城安葬。但是我的大伯世敦，认为刘氏不过是一位庶母，所以不准埋入祖坟正穴，只准她附葬在坟所的地边。这本来是合乎那个时代的“礼仪”的。可是我父亲却和他争执了很多次，由于大伯坚决不答应，最后只得另买了新坟地安葬。从这以后，我父亲和大伯世敦就不再往来，还由于这个原因，以后就定居彰德的洹上村，不再回项城老家，直到我父亲做了总统，他们老兄弟俩还是不相闻问的。
当我父亲8岁的时候，他嗣父保庆到山东候补。我父亲第一次离开了家乡，随着嗣母牛氏前往济南。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入家塾读书。开蒙老师是王志清。后来，他的嗣父调任江南盐法道，他也就和嗣母随着到了南京。他人极聪明，但是不肯好好念书，经常外出玩耍，喜欢打拳、骑马、下棋、赌博。他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喜欢骑着马四处游玩，南京的名胜如清凉山、雨花台、莫愁湖等地，都是他任意驰骋的好所在。也就在那个时候，他就能够自如地控制那些不驯服的烈马。我父亲后来的弃文习武，不能不说是与此有关。
他的嗣父有一个很得宠的姨太太，叫做金玉，是和牛氏不和的。我父亲当时年纪虽小，却能够在这两个人中间设法调和。因此，牛氏和金玉都非常喜欢他，并且还在他们丈夫面前，掩盖他那不好读书、不务正业的种种行为。后来他的嗣父死在南京，他才随着嗣母牛氏又回到了项城故乡，那时候他已经15岁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蔡等以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名义致电袁氏，请取消帝制，诛除祸首，其文如左：“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亦复骚然。佥谓大总统两次就职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皇天后土，实闻斯言，亿兆铭心，万邦倾耳，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无信不立’。今食言背誓，何以御民？比者代表议决，吏民劝进，推戴之诚，虽若一致，然利诱威迫，非出本心。而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难之人，皆总统股肱心膂。盖杨度等六人所倡之筹安会，煽动于最初；朱启钤等七人所发之各省通电，促成于继起。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查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词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谰言，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等语。今杨度等之公然集会，朱启钤等之秘密电商，皆为内乱事重要罪犯，证据凿然，应请大总统查照前各申令，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及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七人，即日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更为拥护共和之约言，焕发帝制永除之明誓，庶几民暑繁息，国本不摇。否则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拥护共和之实据，万难镇劝。以上所请，乞以二十四小时答复，谨率三军，翘企待命！”
右电达北京，袁特令政事堂先行电询滇唐，何以与前致统率办事处参谋部及本部电迥不相同，是否由他人捏造代发，应别具邮书，亲笔署名。唐、任均置之不理。至二十五日，遂通电各省，宣告独立；并组织护国军，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任一、二、三军总司令，分道出师。并组织护国军政府，檄告远近。
自是各省义军，争起响应，贵州刘显世、广西陆荣廷继之。广东则陈炯明起于惠州。护国军政府以岑春煊设都司令部于肇庆，龙济光被迫而独立。陕西则陈树藩自陕北逐走陆建章。浙江则逐朱瑞而拥吕公望。兹录护国军政府布告袁逆罪状如下，以概其余：
领衔发动云南起义的唐继尧
维中华民国五年元旦，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檄曰：盖闻辅世之德，笃于忠贞，长民之风，高于仁让；使枭声雄夫，野心狼子，逞城狐之凶姿，弄僭窃于高位，则我皇王孝孙，并世仁贤，谊承先烈，责护斯民，哀恫郁纡，成兹愤疾，大义敦敕，谁能任之？国贼袁世凯，粗质曲材，赋性奸黠，少年放僻，失养正于童蒙，早岁狂游，习鸡鸣于燕市，积其鸣吠之长，遂入高门之窦。合肥小李，惊其谲智，谓可任使，稍加提擢，遂蒙茸泽，身起为雄。不意其浮夫近能，浅人侈志，昧道懵学，骋驰失轸，遂使颠蹄东国，覆公悚以招虎狼，狡诈兴戎，缺金瓯以羞诸夏。适清廷昏昧，致逃刑戮，犹复包藏秽毒，不知愧耻，殚其暮夜之劳，妄窃虎符之重，黄金横带，卖孱主于权门。黑水滔天，引强敌以自重，虽奸逆著明，清廷知戒，犹潜伏羽势，隐持朝野。降及辛亥，皇汉之义，如日中天，浩气飏飞，喷薄宇宙，风云潜沛，集兴武汉之师，士马精妍，远响东南之鼓，造黄龙而会饮，纳五族于共和，大势坌集，指日可期。天不佑华，诞兴贼子，蠢彼满室，引狼自庇。袁乃凭藉旧资，攀援附会，伪作忠良，牢笼将卒，胁逼孤寡，夺据朝权。复伪和民声，迷夺时贤，虚结鬼神，信誓旦旦，懦夫惧戒，过情奖许。维时南军渠帅，实亦豁达寡防，堕彼奸言，倒持太阿，豢此凶逆；迨大邦既集，势威益专，遂承资跋扈，肆行凶忒，贿奔虺蜮，棋市阴谋，毒害勋良，谣惑众志，造作威福，淆撼国基，背法畔民，破败纲纪；癸丑之役，遂有讨伐之师。天未悔祸，义声失震，曾不警省，益复放横，骄弄权威，胁肩廊庙，是以小人道长，凶德汇征；私托外援，滥卖国权，弒害民会，私更法制，纵兵市朝，威持众论，布散金璧，诱导官邪；冀以其积威积恶之余，乘世风颓糜廉耻灭没之后，得遂其倒行逆施，僭登九五之欲，故四载以还，天无常经，国无常法，民无定心，官无定制，丹素不终朝，功罪不盈月，游探骄兵，睚毗路途，贪官污吏，渎乱朝野。以致庶政败弛，商工凋敝，犹复加抽房亩，朝夕敛征，假辞公债，比户勒索，淫刑惨苛，民怨沸腾，凶焰所至，道路以目。此真世道陵夷之秋，天人闭隐之会，四凶所不敢为，汤、武所不能宥者矣！维皇汉九有，莫安东陆，时流漂荡，越在遣迆，缅维祖德，孰敢怠荒，复我邦家，义取自拯。故辛亥之役，化私为公，志在匡时，道维共济。袁乃睥睨神器，妄欲盗窃，内比奸邪，既多离德，外遂孱隋，甘为犬豚；是以四郊多垒，弗知惭悚，海陆空虚，弗思整训，材用匮竭，弗事劝来，健雄失养，弗兴学艺，室如悬罄，野无青草，犹复养寇外蒙，削国万里，失驭东鲁，屡堕岩疆。遂使满、蒙多离散之民，青、徐有包羞之妇，扼我封疆，椹我心腹，皇皇大邦，苟为侮戮，日蹙百里，媚兹一人。此尤我侠士雄夫所腐目切齿，惊惧忧危而不可一朝居者也。夫天道健乾，义维精一，在德则刚，制行则纯，故士不贰节，女不贰行，廉耻之失，谥曰贱淫，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民族国家，威灼五陆，雄风所扇，政骛其公，国竟以群，是以乾德精刚；宜克斥里闾，洋溢众庶，旁魄沆瀣，蔚为骏雄。故辛亥之役，黜君崇民，扬公尊国，所以高隆人格，发扬众志，义至精而理至顺，故虽旧德老成，去君不失忠，改官不降节。袁氏身奉先朝，职为臣仆，华山归放，仅及四纪，载瞻陵阙，犹宜肃恭，故主犹存，天良安在？顾藐然以槽枥余生，不自揣量，妄欲以其君之不可者，而自为其可，是何异饰牛马之骨，扬溲勃之灰，以加臭乎吾民，以淫污乎当世？而令我名公先德，皆为其贱淫？白璧黄金，渲其瑕秽，此尤我元戎巨帅良将劲卒硕士伟人所同羞共愤，深恶痛绝，而不能由为之宥者也！汇此种种袁氏之恶，实既上通于天，万死不赦！军府奉崇大义，慨念生民，谨托我黄祖威灵，恭行天罚，辄宣兹义辞，告我众士，招我同德，今将历数其罪，我国民其悉心以听。夫国为重器，神严尊惮，覆载所同。建国之始，义当就职南京，明其所受；袁乃顾影自惭，妄怀畏惧，阴纵部兵，称变京邑，用以要吓国人，迁就受职；使国权出于遥受，玩视国家之尊严，其罪一也。活佛称异，势等毛羽，新国既成，鼓我朝锐，相机挞伐，举足可定；袁乃瞻顾私权，妄怀疑忌，全国请讨，置不听从，迁延养敌，废时失机，授他邦以蹈隙纵刃之间，失主权于外力纠纷之后；遂使蜿蜒巨嶂，弃此南金，万里边城，跃马可入，贻宗邦后顾之殷忧，损五族雄飞之资望，其罪二也。政体更新，荡涤瑕秽，私门政习，首宜改选，故内阁部首，须获议院同意，所以树公正之础，明众共之义；袁乃病其严责，阴图放佚，于第一次内阁联翩去职之后，尽登媕宠，嗾使军警围逼议员，索责同意，以示威国人，开武力政治之渐，使民意机关，失其自由宣泄之用，其罪三也。国有大维，是曰法纪，信守不立，谥为国疑，乱政亟行，于焉作俑，故侵官败法，为世大诟，袁为元首，尤宜凜遵；乃受事未几，即不依法定程序，滥用政府威权，诬杀建国勋人张振武，使法律信用，失其效能，国宪随以动摇，政本因而销铄，其罪四也。国宪之立，系以三权，共和之邦，主体在民，立法之府，谊尤尊显，地方三级，制实虚冗，建国除秽，亦既罢黜；袁乃急欲市恩，妄复旧制，不俟公决，辄以令行，使议院立法，失其尊严，国权行使，因以紊乱，其罪五也。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资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事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且贻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圣神，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藉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凜凛，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氏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治，荡然无存，澔涆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建，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抑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黎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瘁，民力壮盛，有若捕风，国势颓隋，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国局始奠，海内虚耗，财用竭蹶，义宜根本整理；袁乃专事虚缘，日以借债政策，利诱他邦，为私托外援之计，断送利权，绝不顾惜，逐鹿争臭，坌集庙朝，遂妄以中北二部横断铁道，分许他人，惹起国交之猜疑，增益宗邦之危难，其罪十三也。欧陆战争，义宜严守中立，及时进奋；袁乃内骄外谀，折冲无状，既反复狼狈，贻羞东鲁，复徘徊雌伏，巽立要盟，失满、蒙矿权，至于九处，承他邦意旨，发布誓言，辱国辱民，倾海不涤，其罪十四也。民族虎争，领土强食，外债毒国，既若饮鸩，竭泽厉民，何异自杀？袁于欧战既发，外资猝断，乃专事掊克，内为恶税，房亩烟赌，一再搜刮，复先后发行内国公债，额逾万万，按省配摊，指额求盈。小吏承旨，比户勒索，等于罚锾，致富户惊逃，阎里嗟怨，国民信爱，斫丧无余，神州陆沉，殷忧可畏，其罪十五也。生利致用，民贵有恒，纵博浪游，谥曰败子，盗贼充斥，此为厉阶，修政明刑，首宜致谨；袁乃纵容粤吏，复弛赌禁，使南疆富庶之区，负群盗如毛之痛，苛政猛虎，同恶相济，清乡剿杀，无时或己，政以福民，今为陷阱，其罪十六也。烟害流离，久痼华族，张皇人道，仅获禁约，奋厉阏绝，犹惧不亟；袁乃恬其厚获，倚以箕敛，宠登劣吏，设局专卖，重播官烟，飞扬淫毒，失信害民，辱国贻讥，其罪十七也。民权政治，积流成海，国家公有，炳若日星，世室旧家，且凛兹盛谊，汲汲改进，华族后起，方发皇古训，追踪世法，断脰流血，久而后得，大义既伸，迕则不忠，乔木既登，返则不智；袁乃身为豪奴，叛国称帝，尽谤饰非，无焦求是，狐假虎威，因以反噬；使凶德播流，戾气横溢，妖孽丧邦，甘为祸首，其罪十八也。易象系天，筮日无妄，圣学传经，谊唯存诚，故忠信笃敬，保为民彝，衍为世德；袁乃机械变诈，崇事怪诡，貌为恭谨，潜包祸谋，秘电飞词，转兴众口，涂刍引鹿，指称民意，欺世盗名，载鬼盈车，背誓食言，日月舛午，使道德信义，全为废词，民质国华，尽量消失，其罪十九也。
维我当世耆德，草野名贤，或手握兵符，风云在抱，或权领方牧，虎步龙骧，或遭系乡间，鹤鸣凤翙，细瞩理伦，横流若此，起瞻家国，悲悯何如？凡属衣冠之伦，幸及斯文未丧，等是一家之主，胡堪义愤填膺，谯彼昏逆，洵应发指，修我矛戟，盍赋同仇。书到，都府勋耆，便合众兴师，郡邑子弟，各整戎马，选尔车徒，同我六师，随集义麾，共扶社稷！崑苍山下，谁非黄帝子孙？逐鹿原中，会洗蚩尤兵甲。军府则总摄机宜，折冲外内，张皇国是，为兹要约曰：凡属中华民国之国民，其恪遵成宪，翊卫共和，誓除国贼，义一。改造中央政府，由军府召集正式国会，更选元首，以代表中华民国，义二。罢除一切阴谋政治所发生，不经国会，违反民意之法律，与国人更始，义三。发挥民权政治之精神，实行代议制度，尊重各级地方议会之权能，期策进民力，求上下一心，全力外应之效，义四。采用联邦制度，省长民选，组织活泼有为之地方政府，以观摩新治，维护国基，义五。建此五义，奉以纲维，普天率土，罔或贰忒。军府则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内外官吏，粤若军民，受事公朝，皆为同德，义师所指，戮在一人，元恶既除，勿有所问。其有党恶朋奸，甘为逆羽，杀无赦！抗颜行，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如律令，布告天下，迄于满、蒙、回、藏、青海、伊犁之域。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都督唐继尧、第一军司令官蔡锷、第二军司令官李烈钧。
京、津《泰晤士报》社论有《袁世凯之前途危险》一文云：“（上略）回忆去岁八月，帝制运动方兴之际，吾人曾为文以发表意见曰：使以君主代共和，而于现在或将来发生内乱，或总统称帝，必须流血而后有成，则吾人不能不请总统一追念其就任宣誓所云：‘谨以至诚遵守宪法，尽大总统之职务’之辞矣！总统苟守此宣誓，乃可告无罪于国民。若谓袁氏称帝，无人反对，即可举民国二年十月十日对两院议员、内阁人员、外交人员，所宣之誓，弃而不守，必至流血反对君主无疑也。吾故谓袁氏惟一自重之法，即在遵守与民约束之词。当斯时，果将帝制运动完全停止进行，或展缓至较适之机会，亦未为晚。乃袁世凯竟任其进行，虽以总统之身，本负禁阻之责任，亦复充耳不闻，更使其专顾私利之贪鄙下吏，操运动之中枢，与选举之重柄，及经友邦公私劝告，语以事势太危，又举各省之虚构表文及假伪选举之最后民意，以为辩护。虽日、英各国之劝告，未免失之过迟，然谓现在西南部之变，实根劝告而生，无理取闹，抑何可笑？夫使中国人民果真一致主张君主，如捏造者所言，则纵有外国劝告，或少数革党，亦何能为力？质言之，则现在气势方张之滇、黔事变，乃根于南方不信任及厌恶袁世凯所生，亦由于人民为伪造民意所欺骗。盖彼固不愿以世凯为帝，始终未尝请袁世凯为帝。从今而后，谓袁世凯因一致民意而称帝之谎说，可一概消灭矣。今行贿劝诱，与夫调和等种种方法，既用之滇中共和党而失败，北京政府于是诉诸武力，以为解决国体之法。以愚所见，即使袁世凯因此而终获胜利，国内国外，亦将发生极悲之感觉。查推倒清室，建设民国而后，各订约友邦，亦几及两年，然后正式承认；袁氏果必主张变革，其承认之期，当较前为更长，可预言矣。总而言之，无论胜败如何，袁世凯之威望必落。今日者，正吾人渴望中国元首得保其威望之日也，而事竟如此，吾人对于袁氏，不识取劝进之时机以自保威望，能勿致其惋惜耶！夫使袁氏当是之际，不受帝位而坚辞，吾知袁对内对外之威望，定较今日而益高也。而竟不然，以致沦陷于力争帝位之地位，虽常人对于袁氏，未尝不望其保有威权，以成中国现在之最大政治家，但因奉袁为帝，以致再发内乱，能勿觉其为值太大，而于国家无所裨益耶？”
自云南独立之讯至，袁即褫免唐、任、蔡官职爵位，一面谋以武力压服。二十九日申令云：“据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奏称：近者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等，拥兵谋乱，通电各省，举动离奇，词旨唐、任等意存反侧，或被乱人迫胁，故有此前后矛盾之词。自知一己主张，与全国民意相反，故必将国民代表所决，一概加以诋诬，不与承认，以避违反国民公意之罪。不知君主立宪，既经国民公决，铁案如山，无可稍易，举国上下，皆无反对之余地！若以一二人私意，遂可任意违反，推翻不认，此后国家，将凭何者以为是非取舍之标准？无可为准，任听人人各逞其私，更复何能成国？癸丑孙、黄之乱，亦于议会依法举定之元首而肆其反抗，但逞个人私图，蔑视人民公意，行动于法律之外，终为国民所弃。以昔例今，事同一律。法制拘束，本不便于犯上作乱之徒，然国家舍兹，何以立国？今唐、任等行动，直为违背全国民意，并即违背云南民意，自全国视之，直为国民公敌，此其大罪二也！三曰诬蔑元首。按唐、任等通电指斥元首之词，有食言背誓，何以御民，应请明誓拥护共和等语。共和元首之即位，例有守法之誓词，载在《约法》，所誓者何，誓遵民意所定者也，以共和国之元首，一切应以民意为从违，此义推之古今中外，无不可通。设民意欲共和，而元首仍欲帝制，是谓叛民。反之而民意欲帝制，元首仍欲共和，亦为叛民。设使国民代表大会未经决定君宪之先，而元首即行帝制，又或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仍采共和，而元首偏欲独行帝制，则全国国民，皆可以违誓相责，何待唐、任诸人？乃今日之事不然，当国人讨论国体之初，不过论共和之利害，并未拟议推戴之人，此学者之常情，即元首亦不能目为谋叛，而施其禁令。皇帝当日且曾为变更国体不合事宜之宣言，然此不过个人意见之表明，亦无由妄行其权以左右民意也。迨至代表决定，举国推戴，又以信誓在前，辞让勿允，明令煌煌，可以按颂。以理论之，共和元首之机关，既为国民所不采，而一切法令，又经国民总代表声明，须与国体不抵触者乃为有效。是则《约法》所载大总统以及即位誓词，皆在无效之列，不过用固有之名义，以维持秩序而已。此时元首求所见信于国民者，应即宣誓不再维持共和，方为恪遵民意。设以机关仪式之誓词，再用之于今日，国民其谓之何？此本至浅之理，至常之事，特因唐、任等蔑视民意，故将与今日民意相反之誓词，引以力重，又不敢谓民意可违背也。故必先诬民意之非真，乃进而诬为一人之意，以遂其动摇国本，糜烂大局之谋。夫共和元首，国民已有相当之敬礼，何况今日名分已定，天泽懔然，正宜严君臣上下之分，生乱臣贼子之惧，去共和之余毒，复古国之精神，使此后海宇晏安，定于一统，君子有怀刑之戒，庶人有敬上之忱，庶与此次国民拨乱求治之心，乃能无背。若如前之孙、黄，今之唐、任辈，猖狂恣肆，动辄以推翻元首为词，名为拥护共和，实即为共和不适国情之一大证。幸而天福中国，国民觉悟，设不早改，则墨西哥五总统并立之事，决不免于中国之将来，流毒所贻，不知伊于胡底。即以唐、任一事为鉴，万不可再留共和名义，以为随时煽惑之资；必宜永远铲除，绝其萌蘖！唐、任此次诬蔑元首，藉以倡乱，应以大不敬论，此其大罪三也！唐继尧、任可澄等具此三大罪，应请立予宣布罪状，克日出兵致讨，以翦凶顽而固邦国！本院为此依《约法》第三十一条第七款提出建议，奏乞施行等情。”
“又据各省将军、巡阅使、巡按使、都统、护军使及各路统兵人员先后来电，咸称唐继尧、任可澄、蔡锷通电煽乱，请加惩办各等语。唐继尧、任可澄两次劝进、吁请早正大位，情词肫恳，二十一日以前，迭次电称滇境虽有乱党秘密煽惑，现在防范甚严，决不致发生事变。乃未逾数日，遽变初衷。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但唐继尧、任可澄既有地方之责，无论此项通电，是否受人胁迫，抑或奸人捏造，究属不能始终维持，咎由应得，开武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均着即行褫职，并夺去本官及爵位勋章，听候查办！蔡锷行迹诡秘，不知远嫌，应着褫职夺官，并夺去勋位勋章，由该省地方官勒令来京，一并听候查办！此令。”
五年一月五日，又有申令各省长官晓谕人民云：“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以藐藐之躬，举数万万人之生命财产，赖一人以保护之，数万万人之知识能力，赖一人以发育之，此人所谓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者，责任何等重大。古称神农憔悴，大禹胼胝，忧劳过于平民，诚非虚语。矧在今日，为竞存时代，为君之难，百倍于古，倘视南面为尊荣之地，元首为权利所归，是于立君本意及君之责任，全未体会，即此一念，必致误国殃民，灾及其身而后已。民国成立以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各趋于权利之极端，为非分之希望，或逞强力，或饰巧言，百计经营，务偿厥志，几若朝持魁柄，夕正首邱，亦所心愿。其次即暂据一隅，犹足慰情聊胜。至于何以抚辑人民，何以统治军族，何以因应国交，概不之思，其暴烈分子，行同盗贼，惟利是图，固无论矣。即号为有政治思想者，但凭心理之偏倚，不顾事实之利害，凿空向壁，大言炎炎，按之毫无实际。夫美锦尚不可以学制，顾可以亿万生灵，供其轻心试验乎？回溯以往四年，此辈多入政界，底蕴毕宣，绝少表见，一误再误，害中于国。推原其故，由于此辈但知居高之尊贵，而不知应事之艰难，权利是争，责任不负，鼎折覆悚，势所必然。予昔养疴洹上，无心问世，不幸全国崩解，环球震动，遂毅然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支持四载，困苦备尝，真不知尊位之有何乐。何如国民仰望甚切，责备甚严，同为国民，敢自暇逸？责任所在，尽力以为，不惜一身，只知爱国，皇天后土，实鉴此心。明知暴乱之众，狂妄之徒，断不可以谋国。然果使中有杰出之才，可以治国保民，为人民所信仰，极愿听其为之，予得释此难巨之仔肩，讵非幸事。然能安大局，环顾何人，为智愚所共见。人民无罪，未可举全国之重，任人试验，实逼处此，无从诿卸。国民深悉暴民狂徒之心理，终必惨烈相争，倘有墨、卜之变，必为越、韩之续，故谋改国体，冀可长治久安，文电交驰，情词迫切，无非出于爱国之真诚。乃有蔡锷之流，权利熏心，造谣煽乱，非不知人民状况，时局之艰危，但思侥倖一逞，偿其大欲，即涂炭生灵，倾覆祖国，亦所不顾。抑知国之不存，权利何有？此等举动，早为国民所预料，幸而发觉尚早，不难随时消灭。各省官民，佥谓国体既经全国人民代表开会决定，一致赞成君宪，并同戴一尊，根本大计，岂可朝令夕改，断无再事讨论之余地，吁请早登大位，速戡反侧，同深义愤，万口一谭。予以薄德，既受国民之推戴，将吏之尊视，何敢再事游移，贻祸全国。苟为逆首，惟有执法从事，以谢国民。着各省文武长官剀切出示晓谕人民，分别顺逆，各爱身家，勿受煽惑，自贻伊戚。各省长官，皆能力保治安，军人尤深明大义，均任守卫地方之责，务望各以爱国勤勉，恪尽厥职，用副予视民如伤，谆谆诰诫之至意。此令。”
同日，又申令近滇各省，严筹防剿，并派曹锟率师进扎云：
前据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奏称：唐继尧、任可澄拥兵谋乱，声罪请讨。又据各省将吏先后电称：蔡锷等通电煽动，请加惩办等语，当时疑其另有别项情节，先将唐继尧、任可澄、蔡锷褫职夺官，听候查办。嗣据各路边报，蔡锷纠合乱党，潜赴云南，诱胁该省长官及一部分军人，谋叛国家，破坏统一，宣言独立，遣兵窥川，稍拂逆谋，横遭残害，妄自尊大，擅立官府，人民多数反对，饮泣吞声，不能抗其威力。又任意造谣，传播远近，妄称某省已与联合，某国另有阴谋，非诈欺惑众，即挑拨感情，呓语谎言，全无事实。各省军民，皆服从政令，拱卫国家，各友邦又皆希望和平，敦睦邦交，决非该逆等所得诬蔑。当滇变肇端，政府及各省将吏，驰电劝诰，苦口热心，积牍盈尺，而该逆等别有肺肠，悍然不顾，以全体国民决定之法案，该逆等竟敢以少数之奸人，违反举国之民意，于政府之正论，同僚之忠告，置若罔闻，丧心病狂，至此已极。该逆等或发起改变国体，或劝进，一再赞同，为日几何，先后迥异，变诈反复，匪夷所思。自古国家初造，频有狡黠之徒，包藏祸心，托词谋变；而如该逆等之阴险叵测，好乱性成者，亦不多见。至滇省人民，初无叛心，军士亦多知大义，且边陲贫瘠，生计奇艰，兵仅万余，饷难月给，指日瓦解，初何足虑。国家轸念滇省军民，极不愿遽兴师旅，惟该逆等倚恃险远，任意鸱张，使其盘踞稍久，必致苦我黎庶，掠及邻封，贻大局之忧危，启意外之牵涉，权衡轻重，不敢务为姑容，竟废国法。着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毋稍疏忽，并派虎威将军曹锟督率各师，扼要进扎，听候调用。该省之变，罪在倡乱数人，凡系胁从，但能悔悟，均免追究，如有始终守正，不肯附乱者，定予褒奖。所有滇省人民，多系良善，尤为妥为抚恤，勿令失所，用副予讨罪安民之王意。此令。
二十五日，又申令将军及统兵大员进剿滇军云：“迭据四川将军陈宦电称：蔡锷等率领叛军，侵犯川边，宜宾县及燕子坡、横江一带防营八百余人，被叛兵以大队突来围包攻击各等语。查蔡锷等反复变诈，入滇煽乱，当经褫夺官职，听候查办，冀其或能悔悟；乃竟率领叛兵，袭攻官军，甘心作乱，扰害治安，未便再事姑容，着附近各将军及统兵大员分途进剿，以保地方而奠生灵。此令。”
而无奈所派遣入川之军，败于蔡锷。外交又遭诘问，文书改元，使馆皆却还外交部不受。一月一日既未登极，又屡改其期，至二月二十三日，袁有明示延缓登极之令：“近据各文武官吏、国民代表以及各项团体、个人名义，吁请早登大位，文电络绎，无日无之，在爱国者，亟为久安长治之计，而当局者，应负度势审时之责。现值滇黔倡乱，犹惊闾阎，湘西川南一带，因寇至而荡析离居者，耳不忍闻。痛念吾民，难安寝馈！加以奸人造言，无奇不有，以致救民救国之初心，转资争利争政之藉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特此通令知之。此令。”
至此尚须补述延缓登极之另一重要缘原，则五国警告之来，袁知虽为五国联合，日本实为原动力，遂谋挽回日本之感情，冀得外交上之援助，拟牺牲某项权利，为日本承认帝制之交换条件，先与日公使商议，日使电告本国政府，得其承诺，袁氏遂以祝贺日皇即位大典名义，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特使，拟即启行。日公使特于一月十四日晚，招请周使等饯宴，席间表示日本政府十分欢迎之意。周定十七日启行，而随员则已早日先行。及十六日，日公使忽至外交部，谓奉本国训令，俄国大使将至东京，不便迎接中国特使，且避两国间各种误解起见，请中国特使延期启行。此耗一来，袁氏之威望丧尽！及滇、黔事起，日使诘问：“贵国政府前言实行帝制，国内断无骚扰，今云、贵之事，何时可平？又其他各省，是否能保无变动？”是时袁又探悉日本招集宗社党于满洲，举勤王军之计划。各省既先后动摇，出师屡遭挠败，外论尤迫蹙，始悟向以为外交无问题，莫予为难者，实存心捣乱，大上其当。国内外情势既变，遂知帝制难成。
第六节帝制之撤销
三月二十二日，袁遂撤销帝制，废“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复焚毁关于帝制之公文，凡八百数十件；又自称为大总统，以徐世昌为国务卿。其申令如下：
政事堂奉申令：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倘有墨、葡之争，必为越、缅之续，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言之成理，将吏士庶，同此悃忱，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中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予更无讨论之余地。然终以骤跻大位，背弃誓词，道德信义，无以自解，掬诚辞让，以表素怀。乃该院坚谓元首誓词，根于地位，当随民意为从违，责备弥严，已至无可诿避，始以筹备为词，藉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计从缓，凡劝进之文，均不许呈递。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俟转圜。予忧患余生，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知。辛亥事起，谬为众论所推，勉出维持，力支危局，但知救国，不知其他。中国数千年来史册所载，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让之诚，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为权利思想，性情隔阂，酿为厉阶。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以致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矍然，屈己从人，予何。惜焉。代行立法院转陈推戴事件，予仍认为不合事宜，著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由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己之诚，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涤虑，息事宁人。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方今闾阎困苦，纲纪凌夷，吏治不修，真才未进，言念及此，中夜以忧。长此因循，将何以国？嗣后文武百官，务当痛除积习，黾尽图功。凡应兴应革诸大端，各尽职守，实力进行，毋托空言，毋存私见。予惟以综合名实，信赏必罚，为制治之大纲，我将吏军民尚其共体兹意！此令。
国务卿徐世昌
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梁启超（左）与两广护国军都司令岑春煊（右）在一起“会议决定：一、撤销承认帝位案，取消洪宪年号；二、召开代行立法院参政院的临时会，以便取得取消帝制的法律根据；三、以徐世昌为国务卿，陆征祥退为外交总长；四、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以代久未到职的冯国璋；五、请黎、徐、段三人联名电劝西南护国军停战议和，如果他们同意，拟任蔡锷为陆军总长，戴戡为内务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梁启超为司法总长，熊希龄为财政总长，以满足进步党人的政治欲望。”
“22日袁发表申令，宣布撤销承认帝位案。命令说：‘民国肇造，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时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至上年时异势迁，几不可遏……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言之成理，将士吏庶，同此悃忱……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责备弥周，无可委避，始以筹备为词，借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议从缓……予忧患之余，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闻。不意辛亥事起，勉出维持，力支全局……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职之忱，而一部分之人又疑为权利思想……实予不德，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现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各省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而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招，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
“这个申令出自张一的手笔。这篇文章通篇都把进行帝制的责任归之于人，而把他自己说成是一个毫无权利思想，‘入山惟恐不深’的遁世主义者。这个申令把帝制派说成是‘爱国忧时之士’，而反对帝制者似乎是‘扰乱地方’，‘危及国家’的罪人。这个申令把撤销帝位作为一切问题的结束，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所有叛国罪行，从此一笔勾销。这个申令还向护国军亮了一下刀子，这是根据杨士琦的意见，如果护国军逼人太甚，连总统也不让他再做下去，那就可以继续用兵，让护国军知道他毕竟是不可侮的。这个申令通篇自称为‘予’，仍是皇帝下诏的口吻。袁却提起笔来亲自加了‘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的一句，把大总统这个字样又从命令中复活起来。这是他由皇帝再变总统的画龙点睛之笔。”
“袁自承认帝位起到撤销承认帝位止，一共做了83天的关门皇帝、短命皇帝。”（《袁世凯演义》）
原徐世昌之为国务卿，乃袁氏于退一步后仍欲保持总统位置之政治手腕，故同时用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三人名义，向护国军出面调停。四月四日，并改政事堂为国务院。而护国军方面，非袁氏退位，不允罢战。徐世昌见办事棘手，知难而退。袁乃以段祺瑞为总理，仍思有以转圜。而康有为、张謇、汤化龙、伍廷芳、唐绍仪及南方独立各督，均迫袁下野。江苏将军冯国璋，举足轻重，希有所利，南京会议，对袁亦空气一变。时袁一面又私议承借美款，募集内债，存心叵测。搆和既不易见于事实，全国益深危疑。五月二十九日，袁乃宣布《帝制议案始末》，图卸叛国责任，其命令如下：
大总统告令：据海军总长刘冠雄巡洋回京面称，帝制议案撤销后，群言淆乱，谣诼繁兴，好事者借端煽惑，庞杂支离，请将关于帝制议案始末，明白宣布，以释群疑等语。本大总统前于本年三月二十一日特发明令，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并以菲躬薄德，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引咎自责，不欲多言。乃近来反对之徒，往往造言离奇，全昧事实，在污蔑一人名誉颠倒是非之害小，而鼓动全国风潮，妨害安宁之害大，不得不将事实始末，明白叙述，宣布全国，以息谣煽，而维治安。
查上年各省区公民及满、蒙、回、藏公民王公等，先后赴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以本大总统之权限，虽不当向国民及立法院有所主张表示，然于维持共和国体，实为当尽之职分，是以特派政事堂右丞杨士琦代莅立法院宣言，以为改革国体，不合事宜，至国民请愿，不外巩固国基，振兴国势，民国宪法，正在起草，衡量国情，详晰讨论，当有适用之良规，是本大总统于国民之请愿，实欲纳诸宪法范围以内。制定宪法程序，既根于民国《约法》，则国体自在维持之中。旋经立法院据各省区公民及满、蒙、回、藏公民王公等请愿书，建议政府，或提前召集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以为根本解决。本大总统咨复，以决定宪法为国民会议职权，俟复选报竣，召集开会，以征正确民意；盖犹是以民国宪法为范围之本意也。立法院复据全国请愿联合会、全匡公民代表团等再行请愿，开会议决，按《约法》
第一章第八条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并议定《组织法》，咨请公布施行。查立法院原咨称：本大总统咨复，办法已定，不敢轻易变更，特以尊重民意，重付院议，佥谓民心之向背，为国体取舍之相本，该院议决投票，标题赞成或反对，各代表本有自由之权，是立法院为尊重民意而建立此项法案，本大总统自当如议公布，其时满、蒙各王公及各省区文武官吏等，仍请速定君主立宪，情词挚切，迫不及待。本大总统又以改革国体，事端重大，轻率更张，殊非事宜，但《约法》所载，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解决国体，自应听之国民，惟令以督饬所属，维持秩序，静候国民之最后解决。是本大总统不肯轻听急迫之请求，而兢兢以正确民意为从违，尊重国民主权之心，固可大白于天下。且迭有明令电谕，严诫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监督等遵照法案，慎重将事，勿得急遽潦草，致生流弊，并特派大理院院长董康、肃政史蔡宝善、夏寅官、傅增湘、麦秩严稽查国民代表选举不合法格者，更正取消。本大总统尊重民意，务求正确，杜渐防微，尤无所不至。迨国民代表大会报送决定国体票数，全体主张君主立宪，又由各国民代表全体推戴本大总统以帝位，并委托立法院为总代表，吁请正位前来。本大总统以《约法》内民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在国体自无讨论之余地，惟于推戴一举，自问功业本无足述，道德不能无惭；又以民国初建，本人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于信义无可自解，特将推戴书送还，并令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而在本大总统则仍以原有之名义，及现行之各职权，维持全国之现状，此不愿以帝位自居之心，昭然可见。
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不谅鄙诚，迫谓无功薄德，为谦抑之过言，又谓当日誓词，根于元首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而变迁，迫切吁请，使本大总统无可诿避，只得以创造宏基，事体繁重，不可急遽进行，致涉疏率，饬令各部院详细筹备，筹备完竣，再请施行。本大总统所以藉词筹备，不即正位者，盖始终于辞让初衷，未尝稍变也。本大总统以诚待物，凡各官吏之推戴，容有不出于本衷，各党派之主张，容不免于偏执，及各监督之办理选举，各代表之投票解决，容有未臻妥善完备之处，然在当时惟见情词敦挚，众口同词，本大总统既不敢预存逆忆之心，实亦无从洞察其他意。即今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尤非本大总统之所能料及。此则不明不智，无可讳饰者也。
滇黔兵起，本大总统内疚不遑，虽参政院议决用兵，而国军但守川、湘，未尝穷兵以逞，且悯念人民，寝馈难安，何堪以救国救民之初心，竟资争利争权之藉口？而吁请正位，文电纷驰，特降令不许呈递，并令提前召集立法院，冀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期转圜。继念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内省，良用矍然，是以毅然明令宣示将承认帝制之案，即行取消，筹备事宜，立即停止。事实本末，略具于斯，原案具有，可以复按。除将各省区军民长官迭请改变国体暨先后推戴并请早登大位各文电另行刊布外，特此宣布，咸共闻知！此令。
国务卿段祺瑞
其时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其书如下：“爱国同胞平，吾侪之大敌，叛国之元凶，已于本月二十二日正式发令取消帝制矣！斯固吾国民之威力，义军之声势，各省将军之暗助，及东西各友邦之公论，迫之使不得不然。表面观之，亦若可喜，然而国家之根本问题，未解决也，腹心大患，未除去也，帝制派之人物，犹萧然自若也，官僚党之势力，犹弥漫全国也，如虎如狼之逆旅，犹骚扰未已也，谋帝未成，又退而谋窃总统也，民权未伸，而国宪未彰也，伪共和假立宪之活剧，瞬将复演于今日也，四次五次革命流血之惨祸，犹循环演进，而未可料也！呜呼国民，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畜疽，实为乱基，苟且偷一时之安，因循误百年之计！国民国民！叛逆之徒，不与共天，调和之说，实同饮鸩。欲民国而长治久安乎？非有真共和国家之精神不可！如何而表示真共和之精神？必自今日于国法上能裁判袁世凯之罪案始！夫民国国家者，五大族四万万人共有之国家也，彼袁世凯何物，乃敢以一匹夫，手提国命，欲称帝则称帝，欲称总统则又称总统，进退裕如，傲睨自若，堂堂国民，芸芸总总，如牛如马，俯首受勒，不敢驶驻，抑何卑怯无耻而不勇也？外人之诃吾国民曰‘有奴性’，今袁世凯叛国，罪状显然，万目睽睽，东西具瞻，义师声讨，名正言顺，已下三巴，奄有南服，长江动摇，山、陕震撼，桴鼓急进，指顾功成。倘犹许其有调停之余地，以一纸空文，取消帝制，惑其狡辩，遽尔罢兵，国民靦颜，仍复戴之以为总统，则是卑陋龌龊之奴隶性更大表暴于世界，国民人格道德，堕落千丈，腾笑五洲，蒙羞万古？欧人之斥犹太遗民曰‘怯狗’者，将旋踵而以斥我矣！且吾民亦何所取，复眷恋于袁世凯，乃不忍蹙之使穷，迫之使退，而絷之以尽于法也？袁世凯试政四年，其所表见者惟苛捐重敛，只以自肥，授爵封官，无非植党，媚之者登九天，逆之者下九狱，爱憎惟己，生杀自专，不知有国民，不知有议会，不知有《约法》，不知有公论，昏霾塞天，毒瘴满地，野蛮横暴，自拟天骄。国民国民！问曾有一事愜意，而足以贷其死乎？窃尝论之，吾国近三十年来，文明进化之大障碍物，厥惟袁氏一人！乃若甲午之败衅，戊戌之政变，庚子之骚乱，辛亥之和议，癸丑之用兵，及今之三次革命，无一不与袁氏有直接间接互相发生之关系！苟不及时铲除之，诚恐国亡种奴之惨剧，必编排于彼昏之手！曲终人散，山河夕阳，吊故国之蚯墟，挥遗民之涕泪，虽指天斫地，痛言袁贼，尔时晚矣！况今袁氏诡谋称帝，伪令煌煌，变更国体，既已窃取帝国之皇冠，则早叛离民国之总统。而称臣具奏，皇帝陛下，种种伪逆之字样，改元封爵，置监立储，种种叛乱之行为，尤昭昭在人耳目。迄义旗一麾，四海响应，情窘势蹙，迫而变计，忽然取消帝制，仍冀僭称总统，国人非聋非哑，岂无听睹？《约法》具在，约文俨然，此等卑鄙恶劣狡猾无赖之伎俩，显于国宪，何能重辱吾民？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且彼所谓取消者，不过取消其名号，实未取消其地位，盘据新宫，指挥旧属，暂示退让，以杀国人之愤怒，而缓各省之响应，一旦事过境迁，故态复作，仍谋帝制，谁能担保？故曰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公民等惧国家之其亡，念匹夫之有责，睹兹横流，安忍缄默？按照《约法》第四十二条，应由副总统黎元洪君代行民国大总统职权！挽救危机，维持大局，不患无人，我国民速宜椎鼓进兵，各方响动，迫令退位，执付法庭，永绝乱根，而维国本。庶几国民人格，进跃于欧、美文化之邦，政海风潮，砥定于共和新造之国，好乱者国有常刑，野心家悬为殷鉴，国人勉旃，前途幸福！陕西井勿幕、范辅，湖北彭养光、曹亚伯，安徽方汉城、高亚东，江西李鲲、俞原、陈大浩，山西李素、吴映光，河南夏述唐、郑耀午，云南陈昌言、赵维藩，贵州朱英、王继仁，广东吴光鉴、徐达、卓誉善，广西萧焕荣、廖楷，浙江宋左林、陈逸，江苏诸翔、张东荪，直隶段谛真、张万里，奉天祁心澄、吴世泰，湖南龙璋、邹介藩、刘鸷东，山东吴作舟、尤起凡，福建雷家驹、包鸿生，甘肃李得珍、高尚志，四川陈可均、马继如。”
第十二章 去世及身后之论评
第一节去世
袁自南方独立，内政、外交、军事之纷扰，已昼夜焦虑，体力不支，帝制失败，更羞愤万状，迨其亲信川督陈宦、湘督汤芗铭反戈独立之报至，遂以忧愤死！遗令云：“民国成立，五载于兹。本大总统忝膺国民付托之重，徒以德薄能鲜，心余力拙，于救国救民之素愿，愧未能发摅万一。溯自就任以来，昼作夜息，殚勤擘画，虽国基未固，民困未苏，应革应兴，万端待理；而赖我官吏将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宁，列强邦交，克臻辑治，抚衷稍慰，怀疚仍多。方期及时引退，得以休养林泉，遂我初服；不意感疾，寝至弥留。顾念国事至重，寄托必须得人，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本人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副总统忠厚仁明，必能宏济时艰，奠安大局，以补本大总统阙失，而慰全国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军警士民，尤当共念国步艰难，维持秩序，力保治安，专以国家为重。昔人有言：‘惟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本大总统犹此志也。”
袁世凯去世后，继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前排右四）
与副总统冯国璋（前排右三）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前排右五）等军政要员合影是令为袁氏左右所拟，希望推戴黎副总统继位，以便保留势位，实与袁氏无关。一年来轰动之帝制活剧，遂于此告终！
是役也，穷一国之力，以从事于不可得之数，身败名裂为天下笑戮，亦可哀矣！袁氏既死，本《约法》以副总统黎元洪为大总统，七日就职，民国虽复活，而北洋军人四分五裂，天下事益不可为矣！
“6月6日下午，政府公报发表：‘袁大总统于本日上午10时40分，以尿毒病薨逝，停柩居仁堂。遗令以副总统继位。’同日发表袁的遗令。”（《袁世凯演义》）
第二节身后之论评
袁世凯之大投机，辛亥革命造成其个人之野心与地位，癸丑之役，削平异己，于是即进而易共和为帝制，终于不蹶不止。论者谓袁氏称帝之罪小，而以金钱销铄人心之罪大，顾以金钱销铄人心，原欲达其称帝之目的，言虽近于倒果为因，然实为有识之士所深痛。盖袁氏倒行逆施，丧权辱国，竭全国之财源，以逞一人之物欲，固无论矣。至其坠国人之操守，使四维溃，嚣风张，民欲横决，隐患贻传，乃至开无穷之恶例，酿此后之凌夷，纪纲不振，积渐有自，太息痛恨，谁为桓灵乎？！
民国五年十二月，《申报》载辛博森《论中国退化之由来》，中有一节云：“溯自三年半以前，国会方始诞生之日，世人对于中国民主政治之前途，期望方殷，袁世凯竟利用签订善后大借款，得五强国之赞许，推倒国会之势力，而实行专制，此种外交，使中国政治趋于墨西哥之下！外人方鼓掌颂为明达者之所为，是何异授人以利刃，力辟所司之机关而使之运行耶？自一千八百六十年之祸作以来，外人绝未尝以明达之眼光观察中国，其待中国之淡漠残刻，殆无与为匹。迨中国共和成立，外人莞尔而笑，盖非以推倒腐朽之满清故，而实以中国抗御外入侵略之能力消灭故也。彼尝展示华人，苟中国得存立为国家，实惟幸事。”
其意盖指往日日本战费赔款之外，又益以庚子赔款之重负，使中国颠蹶若干时日不能振拔之目的已达，而袁氏所为，又皆为饮鸩止渴之自杀政策也。
袁氏与民国之关系綦大，其事业罪案，当时与盖棺后之论述甚多，洪宪帝制取消后，袁尚恋栈，各方劝退，冀免流血。伍廷芳致书袁氏，略云：
（上略）……试问袁大总统莅任四年，有何功德于民否？为何人民怨望若此？各省吏治未见整顿，仅于设官分治，稍事更张，并不实行德政，贪官污吏，依旧暴敛横征，只知募债加捐，花样百出，商民怨声载道。近复允开三省烟禁，辱国病民。今更听从筹安会诸人谋复帝制，设大典筹备处，以万民之膏血，博一己之尊荣，逼令将士倒戈，四民解体，影响全国，几成一局残棋，谓前清政治不良，谁料于今尤甚。（中略）盖当时组织共和之际，原欲改良政治，兴旺中华，不使专制再行发现，纵不能蒸蒸日上，或可较前清稍胜一筹，试问今日较前清如何？频年四方不靖，内讧外患，相逼而来，即观敝省一隅，海盗横行，掳人勒赎，数见不鲜，糜烂地方，目不忍睹，此皆由政治未能改良也。我公雄谋伟略，胆量过人，欲假武力以治天下，虽治乱世用重典，前人亦有是言，然必有实惠以加于民，乃能心悦而诚服。况今二十世纪时代，较前我国闭关时代，大有不同，若泥古法以治民，未免胶柱鼓瑟。盖用于古时则可，用于今时则不可，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也。（中略）我公槃槃大才，海内共仰，特于共和政体，微形隔膜，缘我公仅到朝鲜一国，未曾遍历东西洋，未亲见各友邦文明政治，又不谙外国语言文字，所寓目者惟翻译等数书籍而已，以致无从着手，亦何怪公之不能实行共和耶？（下略）
康南海致袁前后二书，亟录如下：
康有为劝袁世凯退位书：
慰亭总统老弟大鉴：两年来，承公笃念故人，礼隆三聘，频电咨访，累劳存问，令仆丧毕，必至京师，猥以居庐，莫酬厚意。今当大变，不忍三缄，栋折榱坏，侨将压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惟明公垂察焉。自筹安会发生，举国骚然，吾窃谓今之纷纷者，皆似锁国闭关之所为，皆未闻立国之根本，又未筹对外之情势者也。夫以今中国之岌岌也，苟能救国而富强之，则为共和总统可也，用帝制亦可也，吾向以为共和、立宪、帝制，皆药方也，药方无美恶，以能愈病为良方，治体无美恶，以能强国为善治。若公能富强自立，则虽反共和而称帝，若拿破仑然，国人方望之不暇。若不能自立，则国且危殆，总统亦不能保，复何纷纷焉？
自公为总统以来，政权专制，过于皇帝，以共和之国，而可以无国会无议员，虽德帝不能比焉，威权之盛，可谓极矣。然外蒙、西藏万里割弃，青岛战争，山东蹂躏，及十五款之忍辱，举国震惊，至第五项之后商，共忧奴虏。中国之危至矣，人心之怨甚矣！方当欧战至酣，列强日夜所摩厉者武事也，忽闻公改行帝制，日夕所筹备者典礼也，行事太反，内外震骇，遂召五国干涉，一再警告，及遣大使东贺加冕大典，道路传闻，谓于割第五项军政、财政、警政、兵工厂外，尚割吉林全省及渤海全疆，以易帝位，未知然否？然以堂堂万里之中国元首，称帝则称帝耳，不称帝则不称帝耳，虽古詈莽、操，然力能自立，安有听命于人如臣仆者哉！且公即降辱屈身，忍弃中国，祈请外邻，求称帝号，若晋之石敬塘之于契丹，若梁萧謦之于周，若南唐李煜之于宋，然强邻必察民意，可以义动，不可以利诱也。今既见拒大使，辱益甚矣，且名为贺使，必无拒理，今之被拒，益为鬻国以易帝之证，而国民益怒矣！假令受使结约有效，若法之待安南，若英之待埃及，或要索称臣，或名归保护，则全国军队长官，必皆派监督顾问，或派驻防之兵，或收财政之权，至是则国实已亡矣，虚留帝号，何能自娱？然公或者以求伸于四万万人之上，而甘屈于强国之下，能屈辱为之，而国民忧亡，必大愤怒，即诸将亦恐惧国亡而怒，不然，亦忧强国之派监军或顾问，或易而代之，彼诸将自知权位之不保，必不肯从公为降虏也，则必斩木揭竿，胜、广遍地矣。幸而见拒，中国尚得为中国耳。
然数月以来，举国之民，士农工商，贩夫竖妇，莫不含愤怀怒，党人日夕布谋，将士扼腕痛恨。顷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已遭剧死，海军之肇和兵舰，亦已内变，广东既乱，滇、黔独立，分兵两道入川、楚，破叙攻泸，遂争重庆，全川骚然。辰、沅继矣，湖南大震，武昌、长沙兵变继告，长江将响应之，蒙古并起，而山西、归化、绥远，亦相继沦陷，陕乱日剧，则拊北京之背，他变将作，外人将承之为交战团矣。公以军队为可恃乎？昔者滇、黔，岂非赞成帝制者哉，而今何若？今闻四川之陈宦，实与滇军交通，而贵州朝为助饷，夕即宣布自立，恐各省军队，皆类此耳，广西即可见矣。公自问有何德及彼，以何名分范彼，而能使彼听命尽忠耶？吾闻郑汝成告人曰：“帝制事吾不以为然，但无如何耳。”郑汝成者，公所谓忠臣亲臣，赠以破格之封侯者，然乃若此，可以推全国诸将之心矣。公以封号为笼诸将之心耶？闻各省诸将受封，多不受贺，或不受称，而云南唐、任，且即起兵焉。且公在清末，亦受侯爵，何能因是感激而足救清祚哉？若军既含怒，同时倒戈，于前数年突厥摩诃末废帝见之，吾时游突厥所亲睹者矣，然突厥尚远，公未之见。辛亥之秋，武昌起兵，不两月而十四省响应，清室遂迁，夫岂无百万军队哉？而奚为土崩瓦解也？此公所躬亲其役者也。
夫以清室三百年之深根固蒂，然人心既变，不能待三月而亡。公为政仅四年耳，恩泽未能一二下逮也，适当时艰，赋税日重，聚敛搜括，刮尽民脂，有司不善，奉行苛暴，无所不至，加比款千万，五国之巨款二万万，四年之间，外债多于前清，国民负担日重，然无一兴利之事。以盐为中国大利而税之，今全归之于外，以烟为中国之大害而禁之，今返卖之于官。近者公债之新法日出，甚至名为救国储金，欺诱苦工而取之，以供加冕之用，故兵急财尽。人咸疑交通、中国两银行亏空，人争起款，不信伪币，其势将倒。国会既停，选举既废，自治局撤，私立参政院代民立法，则失共和之体，天下岂有号称共和而无议员者？士怒深矣。如水旱游臻，盗贼满野，民无以为生，民怒甚矣。即无筹安会事，尚恐大变之来；而公之左右谐媚者，欲攀附以取富贵，蔽惑聪听，日告公者，必谓天下皆已治已安。人心莫不爱戴，密告长吏，令其妄报，伪行选举，冒称民意，令公不知民怒之极深，遂至生今日之大变。汉朱浮曰：“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力见仇者所快。”昔孙权为曹操劝进，操曰：“是儿欲踞吾于炉火之上耳。”今诸吏之拥戴公者，十居八九，闻皆迫于不得已，畏惧暗杀，非出诚心，举朝面从心违，退有后言，或者亦踞公于炉火之上，假此令公倾覆耳。贾谊所谓寝于积薪之上，而火其下，火未及燃，则谓之安。以公之明，且不察焉。且使今日仍如古者闭关之时，则公为诸将拥戴，如宋太祖焉，然犹未可。盖古之称帝者，固由力取，不必有德，然必积久坚固而后为之。然以曹孟德手定天下之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高欢、高澄有世济其美之才，皆为政数十年，举国臣民为其卵育；然尚徘徊逡巡，不敢遽加帝号。五代诸主，旦夕称帝，即岁月不保。然此皆闭关之世；若如石敬塘者，借外力而立，亦即为外虏而亡矣！夫共和非必善而宜于中国也，然公为手造共和之人，自两次即总统位，宣布《约法》，信誓旦旦，涣汗大号，皆曰吾力保共和，誓不为帝，于裘治平之请为帝，于宋育仁之言复辟，则皆以法严治之，中外之人，耳熟能详，至于今日，翩其反而，此外人因以大疑，而国民莫不反唇者也。
遍考地球古今万国之共和国，自拿破仑叔侄外，未有总统而敢改为帝者。美洲为共和国者凡二十，日寻干戈矣，然皆争总统耳，未有欲为帝者，更未有争为帝者也。中世意大利及德国诸市府之总统，未有敢为王者，即罗马之奥古士多，威定全国，实行帝权，亦兼用诸官职号，未敢用帝王之称。后世袭用恺撒、奥古士多者，以前代总统之名，为元首之号，行之三百年，至君士但丁迁都海峡，避去元老院之议，然后恺撒之号，传于后世，今乃力王者之称，即今德、奥尊号是也。恺撒为罗马总统，有手平法国，强安罗马之大功，有人进王者之月桂冠者，恺撒试戴之，其义儿渤尼斯即手弑之。近世墨总统爹亚士手平墨乱，七任总统，置三百年之墨乱于泰山之安，饬以欧、美之治，其文治武功，欧、美人莫不推为近今第一。吾游墨时，曾以殊礼待我，虽号为专制，然尚未废国会也，更未敢称帝号也。然第八任总统，迟不退让，遂使马爹罗振臂一呼，爹亚士遂夜出走，以其百战之雄，搏战之余，仅以身免。易曰：“亢龙有悔，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故也。”向使恺撒、爹亚士知亢龙之悔，识退让之机，则身名俱泰，照耀天壤，惜其聪明才武，而忍俊不禁，贪而不止，遂至身死名裂，一至于此！况才望功德，远不及恺撒、爹亚士，而所求过于爹亚士者哉？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已辱已殆矣，尚冒进不止，昔人所谓钟鸣漏尽，夜行不休，日暮途远，倒行逆施，则不止辱殆而已，必如恺撒而后已。求如爹亚士之能逃出，不可得矣！以公之明，何不思之？
且今公之心腹亲旧，宰相若徐世昌、唐绍仪，大将若段祺瑞，亲旧若张謇、费树蔚，皆纷纷远引。其他黎元洪、熊希龄、赵尔巽、李经羲、周树模、孙宝琦、汪大燮、罗文幹、马昶、汤化龙、梁启超、韩国钧、俞明震等，纷纷挂冠，其余群僚，尚不足计也。朝宇皆空，槐棘无人，即强留率退一二人，或畏死复来，然人心大可见矣。今所余在公左右一二谋议者，皆负罪畏死，怀抱异心，其余皆庸佞之徒，只供奔走而已。以此之人心，以此之人才，当承平继统之时，犹不能支，而谓可当内讧外拒，中外大变之世乎？昔公之练兵小站也，仆预推毂焉，今公用以威定天下，恃小站时心膂诸将，遍布中外也，然忠贞若王士珍，自辛亥玉步之后，即已拂衣高蹈，今虽强率而出，闻其在陆军部上奏，于臣字必加涂抹，实与张勋之强劲同焉，虽受恩私室，然实心清朝者也。
其沉毅若段祺瑞，以公之设模范团而夺兵柄也，乃自疑而辞去。近者频遭刺客，日欲出亡。若蔡锷兼资文武，举滇来归，而久投闲散，近且居宅无端被搜，因以恐惧，远走举兵。故公之心腹旧将，皆有自危之心，即有倒戈之志。盖以赵秉钧之忠而鸩死，以尹昌衡之壮而久囚，以黎元洪之公而久幽，若冯国璋、张勋、陈宦、汤芗铭、朱瑞、龙济光、陆荣廷，皆公之股肱，藉以坐镇南方者，乃闻宵小作间谍者，以造言生事，为希荣邀功计，谓诸将互相联合，各有异志，果遂频调重兵南下以防之，或曰遣刺客以杀之，致令诸将信而被疑，忠而见谤。即今张作霖、张绍曾，亦有嫌疑，则必鉴于赵秉钧、段祺瑞、尹昌衡之危迫，益生携贰耳。今各省诸将，暂为公用者，有奉、陕、豫、徽耳，然师旅之长，亦难一心。然则谁非蔡锷、唐继尧、刘显世、任可澄者？但观望待时耳。且夫各省将军师长，率多段、冯、张、王四人部下，咸受卵翼于诸师，而未有隶于公，其与明公恩义本浅，今主帅见猜，则部将生疑，咸恐不保，令之远征，诸将即不倒戈，谁肯为公出死力者？且公戎旅有几？不以遣征西南，则以防卫西北，所余军队，不过三数千众，保卫都畿，万难他遣，则可以持久？万一有变，更以何师剿之？顷闻模范团拱卫军有变，诛戮无数。夫模范团拱卫军，公之心腹千城也，然犹如此，则腹心难作，防不胜防。若各省内外联合，公更何以为计？辛亥之祸，鱼烂瓦解，可为殷鉴，窃为公危之！
近有新华宫内变，益令骇耸，以明公之族人，亲臣之爱子，警长之要官，且犹如此；袁英及公之二十年旧仆句克明，亦咸思剖刃于公，其他内史为公侍从近臣，亦多有同谋者，然则公之近臣亲臣若此者，正不知凡几，皆包藏祸心，旦夕伺发，互相交通，密相容匿，公宵夕寝处，何以为安？朝夕饔餐，何以为食？门庭侍卫，左右仆役，何以为用？朝觐召对，引见臣僚，何以为信？天怒人怨，众叛亲离至此，公自思之，应亦为骨变心警，毛发耸竖，无一刻为安者矣。昔王莽之末，亲若王涉，国师若刘歆，宰相若董忠，皆谋杀之。且以宋文帝之明，而死于元凶劭之亲。以明穆宗之正，而丧于韩金莲之手。他若董卓死于吕布，王世充死于宇文化及，仇雠起于闺闼，猛兽发于辇毂，枯木朽株，尽为难矣。公虽若王莽之忧不能食，李林甫之夜必移床，何以防之？昔宰相杨再思谓：“一日作天子，死可无憾”，果以叛诛。昔人谓左手据天下之图，而右手以匕首搭其胸，虽愚夫不为也。今天下汹汹，民生流血，百业停废，皆为公一人耳。南望川、楚，惨痛何极。夫公奄宅天下四年矣，至今薄海驿骚，乃欲望统一于内国愤起，外警迭来之时，平定于银行将倒内外将变之后，必无是理矣。故欲有所望，则必无可望也。常人仕宦至出将入相，亦终有归老之时，假令公四年前污病，不幸溘逝，已极人生之望矣。况公起布衣而更将相，身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总统，今又称制改元，衮冕御玺，而临轩百僚，奏臣陪位，已数阅月，亦足自娱矣；又过求之，恐有大患矣，公自审其才，上比曾、左、李诸公，应远逊之，而地位乃为羿浞、王莽，势变之险如此，尚不急流勇退，择地而蹈，徘徊依恋，不早引去，是自求祸也。易曰：“天下所助者顺，人之所助者信，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今公对清室，则近篡位为不顺，对民国则反共和为不信，故致天怒人怨，不助不祐，不吉不利，公之近状，必无幸免矣。然则与其为国人之兵迫而退位，何若公自行高蹈之为宜耶？以公之明，宁待再计乎？今仆为中国计，为公计，有三策焉。闻公昔有誓言，已买田宅于伦敦，若黄袍强加，则在汶上，此诚高蹈之节，远识之至也。若公禅让权位，遁迹海外，啸歌伦敦，漫游欧、美，旷观天地山海之大，娱游其士女文物之美，岂徒为旷古之高蹈，肆志之奇乐，亦安中国，保声名之至计也，为公子孙室家计，无以逾此。今既为左右所误，谬受大位，遂致内乱外拒，威信隳矣。然今为公计，为中国计，仍无以易此。明哲保身，当机立断，策之上也。次则大布明令，保守前盟，维持共和，严责劝进文武僚吏之相误，选举伪冒民意之相欺，引咎罪己，立除帝制，削去年号，尽解暴敛，罢兵息民，用以靖国民之怒，塞邻好之言，或可保身救亡，然大宝不可妄干，天下不能轻动！今者民心已失，外侮已深，义旅已起，不能中止，虽欲退保总统之位，或无效矣。虽欲言和，徒见笑取辱耳，必不可得矣。惟公审之！若仍逆天下之民心，拒列强之责言，忘誓背信，强行冒险，不除帝制，不革年号，聊以自娱，则诸将云起，内变飙发，虽有善者，爱莫能助，虽欲出走，无路可逃，王莽之渐台，董卓之郿坞，为公末路！此为下策。以公之明何择焉？公之安危，在于今日，决于此举，及今为之，犹可及也，过是欲为之，亦不可得矣。悔思仆一言，则无能为计矣。
往者外论有拥戴仆为总统之事，此诚有之，然仆力拒，亦与癸丑之夏同也。仆一书生耳，终日以读书为乐，懒于接客，畏览公牍，癖耽书画，雅好山水，自以为南面王之乐，无以比之，而甚畏事权也。仆自释褐入部时，未尝一到署，但忧国危，不得已而发狂言，亦如今日耳。当戊戌时，仆毗赞大政，推毂大僚者十余人，而己身未尝受一官，上意命入军机，亦未尝受。前年某大党势焰弥一国，戴吾为党魁，且欲推为总理，吾亦力拒不受，且嘱党人切勿投票相举，此皆公所知也。夫五声繁会，人之所好，而墨子非乐，疡痈秽恶，人之所畏，而刘邕嗜痂，人之性各有所述，非能强也，况今艰难之时乎？猥以虚名日被，后生捋扯，所谓元忠肉甘，徒供猎人之罗网而已。谣言无已，后必仍多，以公之明，想能洞之。故拥戴仆为将来总统者，仆视为凶危而力拒之。其推戴公以帝制者，亦为至险，望公亦力消除之。仆之不可受总统，犹公之不可受帝号改元年一也。我惟不为总统，故敢以规公亦并谢去，运有荣悴，时有穷通，惟我与公，正可互相劝勉也。
追昔强学之会，饮酒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今同会寥落，死亡殆尽，海外同志，惟吾与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尚存，感旧欷獻，今诚不忍见公之危，而中国从公而亡也。传曰：“忠言逆耳，药石也。”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仆度左右之人，明知阽危，不敢逆耳，窃恃羊裘之故人，廿余年之交旧，当中国之颠危，虑执事之倾覆，日夕私忧，颛颛愚计，敢备药笼，救公急疾。吾闻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今推戴公者，姑息之美疢也。传曰：“美疢不如药石。”惟智者能预见事机，惟善人能虚受善言。不胜冒昧屏营之至，惟公图之，佇闻明诲。北风多厉，春色维新，为国自爱。
康有为再与袁世凯促退位远游书：
慰亭前总统大鉴：昔以天下滔滔，生灵涂炭，中国危殆，为公一人，故妄竭款愚，奉规执事，承公俯采中策，销帝制，去年号。然广西即起，义师仍怒，公虽屈意言和，徒招辱而无成，果如仆言。于是广东之义旗同揭，江、浙之鼙鼓并兴，不日不月，义师将遍于全国。凡此诸将，皆公恃之以为腹心爪牙，拥成帝制者也；而今争先倒戈，皆如仆言。更闻拱卫军内变，诛戮至百余人，是谓腹心内变，又皆如仆言。然则公何恃而不恐乎？为公之窃帝号以自娱也，自筹安会至今半年矣，举国商贾停贸易，农辍耕，工罢作，士废学，川、楚血战，死人如麻，兵之所处，荆棘不生，疫疠并作，兵之所过，掠劫淫虏，人民走避，死者之家，老母寡妻弱子无托，疾病穷饿，转死沟壑，又不知若干人也。以每日计之，全国之出产货殖，日不知失几千万也，人命之死亡，日不知几十万也。其余一切长吏游士人民，发信发电，阅报聚谈，费尽日力而讲求者，皆为公退位一事，其糜尽全国人之力心力于无用之地，虽考历不能算之也。呜呼！当欧战延长之际，乃吾国内治岌岌之日，借以立国延命者，在此时乎！若使举国四万万人，上下各用其力，明其政法，治其作业，半年以来，所值岂可算数；不意为公一人之自娱，大乱沸腾，令中国损害无极，一至于斯也！今姑勿论，民国之有总统者，曰：“伯理玺天德”，公司司事亦名之，其职同云尔，不可则去。
总统为国民公仆，违于法律，则审院可以革之。然若公手两改《约法》，永废国会，而自置参政院立法院，自定任期十年，专卖土地人民于强邻，卒乃自改帝制，复何法律之可言？国民之挟共和法律以责公者，太迂愚不解事，早为公之所大笑，公岂不曰予岂有法理？辛亥之季，不过我自欲为帝耳！故特借革命以去清室，假共和以取天下，汝等滔滔，在我裈中。共和吾造之，吾废之，如戏法者之反复手，而指挥白黑蚁队云尔，岂能有分毫动公之中哉。故使公之人心兵力财力，犹有一线之希望，可以保全权位，公亦勿退位可也。闻美款借到，公议大募兵，赶制械，以背城借一；惟今美款不成，既全国人士，皆将陈兵仗义，大声疾呼，以逐戮公，闻公亦有退位之议，则公亦知难而退矣。然又闻别有奇谋，公将复立虚名，而自为总理大臣，则可骇矣。
昔在辛亥之冬，公为总理大臣时，清室允行《十九条宪法》，君主已无分毫之权。（中略）公若于此时奉行《十九条宪法》，然后理财练兵，兴物质，励教育，至于今日之欧战之时，中国已国富兵强，民安物阜，奠国基于磐石矣，虽进规外略，龙骧虎步，无不可矣。则公之功业，光昭日月，公之相位，亦可久长，如英之小彼得，十九年可也。如格兰司顿之为相，三十年可也。其权与帝王等，其尊与总统等，而又无任期，岂不美哉。无如公有妄窃帝号之心，遂乃伪行共和之体，而阴厉专制之政，于是得天下而失之！夫公既由总理而总统，由总统而皇帝，大典筹备，亦既举国称臣，尊无二上矣。今乃由皇帝而自降为总统，又由总统欲自降为总理大臣，得毋辱乎？公在辛亥之至安时，而不为总统，在今日之至危，而不惮屈辱，乃为总理乎？外托虚君共和之名，内握全国大权之实，假偶神而为庙祝，挟天子以令诸侯，公之推拍梡断，与时宛转，计岂不善，无如公之诡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公居高丽时，欲与日战，则伪托俄使意，以诳中朝。公为总理，将禅位矣，乃日日口言君宪，以欺清室。公为总统，则日言誓守共和，以欺国民。公将为帝制，则日伪托民意推戴，以欺天下。公愚天下之惯技，既无一不售，以至为帝矣。今又日言开国会，复省议局，设责任内阁，人皆目笑之。益今则败德无信，暴露天下，无论亲疏，必不见售，不特南军含愤积怒，义师必不容公之在位，即北方旧部，亦恧然有耻，岂复能戴公为执政乎？公今无事多用权术，无论如何，徒召天下之兵，促举国之急进攻耳。昔创虚君共和之说，乃专以防总统之专制如公者，假使当时国民不激于感情，而采用吾言，则安有今者天下血战之惨哉。今公犹假托于美名高义以自揽之，以退为进，冀将来之渐复大权，则仆之创说，决不愿为公假借也。方今天怒人怨、众叛亲离之秋，药线四伏，祸发眉睫，切身之灾，间不容发，前两月之书，请公退位远游，而公不用仆言，及今欲逃匿海外，亦已难矣！事实大变，迥非昔此，今乃不为身命之忧，而尚欲退为总理大臣之异想；自古几见曾为皇帝，举国称臣者，而能退为宰相者乎？张邦昌曾行之，然卒伏其辜矣！公何不鉴焉？且又闻公至不得已，必须退位时，犹欲引清室之例，立条约为保身命财产子孙坟墓计。嗟夫！公岂不知天下怨读言之深乎？公四年之移国大盗，岂能比有清三百年之天子乎？公以条约为可恃乎？试闻条约所藉为何而信之乎？公许清室之岁供四百万，公何尝能践约？且年来事事欲悖约而削之，国人皆欲食君之肉，寝君之皮，一时即有条约，其后他党为政，终亦毁之耳。公岂可信条约而托以身命财产子孙坟墓乎？且夫天下古今，为帝不成，舍出奔外，岂有退步者。以吾所闻欧、美之事，凡帝王总统以革命败者，莫不奔逃外国，古事繁多，不克具引。今之葡萄牙废王，尚居英国，墨之总统爹亚士，居于法国，波之总统居汝牙，败后亦居法国，德之汉那话王居于奥国，巴西之废王，革命后居于葡萄牙，此皆至近易考者也。公速携眷属于孙，游于海外，睹其风物之美，士女之娱，其乐尚胜于皇帝总统万万。刘禅曰：“此间乐不思蜀。”于今乃是实情！吾奔亡海外十余年，亦复乐其风土，徒以忧故国，念老亲，乃为归计耳。若欲行乐，则岂如瑞士、巴黎者乎？（中略）嗟夫！慰亭行矣，毋及后事。诗曰：“毋逝我梁，毋发我苟，我躬不阅，遑恤我后。”从此中国之事，与公无与，亦与袁氏无与，依照《约法》，共和国制设副总统者，如总统有故，则以副总统代之，则自有黎宋卿在，无劳公托。若仆昔之言虚君共和者，不过忧总统之必复专制，既专制也，将复生乱，如今姑备陈英、意、比之法，以告国民，为中国之保险公司云尔，聊以广备空言一说，以听国民采用，非谓其必行也，皆与公无与也，幸毋假藉吾言，损改吾说，吾不任受也。嗟夫！公以顾命之大臣而篡位，以共和之总统而僭帝，以中华之民主而专卖中华之国土，屠毒无限之生灵，国人科公之罪，谓虽三家磔蚩尤，千刀剖王莽，尚谓不足蔽辜，但吾以为文明之法，罪人不孥，枯骨不毁耳。公早行一日，国民早安一日，时日曷丧，及汝偕亡，公若行也，以子孙坟墓为念，公有托于仆，仆亦可与南方义师商而力任之。公之旧人唐少川布告天下，言庚子拳匪之祸，乃发诸于公，壬子兵变之祸，亦主持于公，外论纷纷，为谓公将行而弃其毒，至今京师生非常之惨变，遂至迁徙纷纭，京、津扰扰，以公之智，岂为此乎？望念子孙坟墓，稍留去思，毋多事，毋多言，束行装，苦自爱！
洪宪盗国，世人颇有右袁氏者，或谓误于左右，或谓克定欲为皇子，其实皆不足以言袁心事；盖大奸大窃，其貌每大忠大信，袁氏固欲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者，然即使无“使余无以自解”之言，证于其四年之柄政政绩，国人果能被其久欺乎？五年六月十一日《申报》载《项城帝制思想之息壤》云：
项城病革时，涕泣向徐世昌言，帝制已事，皆为人蒙蔽云云，世人睹此，或谓恢复帝制，原非项城本意，其实个中真相，固不尔尔；盖恢复帝制之一事，当辛亥革命时，项城已意念及之，且与外人谈论及之！当时义旗高举，全国鼎沸，英人莫礼逊博士曾与袁项城谈话，并将一切情形于当年十一月廿日致电伦敦《泰晤士报》，今照译如下，读之当知项城早有在中国恢复帝制之思想矣。
文云：今日下午，余得与袁世凯畅谈，袁氏身体壮健，且有胆识，自知当前之大任，关系至重，惟立意重建稳固之政府，以救国家之危亡。袁氏既抱此目的，遂居间力谋保留清室，建设有限君主政体，盖惧清室一旦推倒，内部紊乱，或陷于无政府之境，则外人财产生命，必有危险，若外人因此起而干涉，将不免瓜分之祸也。袁氏谓余云：现革党已有纷争之象，各省之目的，大相悬殊，北方之意见，于南方不能融洽。余谓中国革命之起。乃所以反抗主权之损失，朝廷之腐败，致国家屡召祸灾，革军实谋增加巩固国家人民之势力，非欲使国家分崩也。袁氏闻余言，复称彼深惧民主国之不能稳固及溃裂瓜分之祸，欲保存清室，剥夺其实权，使仅存虚名，则国家之安全，方能确保。余谓吾人须论事实，今日中国各重要行省，皆已决绝，若保存清室，则万无调和之余地，现在必要之事实，无过于此！且清室不适于统治国家，大不惬人民之意，若保存之，则势不能谋统一全国，必至陷国家于分崩之境。袁氏谓此种意见似未必当，余（袁）曾详细考查中国情形，在退隐三年之中，尤为注意。余深信国民中有十分之七，仍系守旧分子，愿拥戴旧皇室，进步一派，不过占十分之三耳。若今次革命推倒清室，将来守旧党必又起而革命，谋恢复帝制，似此国中扰乱不已，人人将受其害，数十年间，中国将无太平之日矣！余（莫）谓如英国之有限君主政体，本为人所希冀之政体，惟英国之君主为可靠之人，而满清则大不可靠，此彰明较著，不能置辩之事实也。袁氏云：皇室断不自食其十月三十日之诺言，且星期五日，摄政王将赴社稷坛宣誓皇上必忠守其诺言云云。
余嗣论及昨日电告之举动，即皇室退至热河，召集国会，决定中国将来应采何种政体，或有限君主，或民主政体是也。袁氏谓此种计画，已有人条陈，多数明达之人，皆极力赞助，不能轻忽置之，前星期以来，彼已时时审虑，刻仍正斟酌。惟刻皇室未及时而去，致生惧扰，或不免流血之惨也。余当时颇欲问萨镇冰所统兵舰，已全数悬挂革命旗帜，图攻汉。清军一事，摄政王对此有所感惧否，惟卒未诘问此事。袁氏旋复以戊戌政变事告余，此事前次袁氏曾作书致我，自为辩护，谓其举动，纯出忠君爱国之诚云云。
当时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有《吊袁世凯警告中华民国》一文，饶有意味。大隈为有名之侵华野心家，其玩弄袁氏之术尤丑恶，顾此其所言，自不失为金玉之言也。兹录《东方杂志》十三卷八号之节译文如次：自云南革命事起，为期不过四五月。以此短促之期间，而竟现困疲之态，足以知华人生活方法，无有忍耐忧患之力。所谓华人之生活方法若何？其安乐主义是也。袁氏自得志为中国元首，安处深宫之中，卫队数万，侍妾十余，纵帝王之豪奢，极人间之奉养，一言以蔽之，则安乐主义而已。夫安乐主义，堕落主义也。肉体既习于安乐，则道德智能，百凡颓废，不复有任重处危之力。故大难一发，而憔悴抑郁，以病以死，凡以此也。袁氏年仅五十有八，与德皇威廉，齿正相若。彼德皇之困难，远出袁氏之上，兵临四境，已垂二年，驰驱千军万马之场，出入弹林硝烟之地，不特毫无困疲之色，而精神志气，益复发扬。以视袁氏之一败涂地，殆不可同日而语。则信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说，为不可易也。
中国多年之恶俗，经此次小变，又获一痛切之教训。使华人果有志革新，则不可不追惩往失，力祛积弊。盖安乐主义之流毒，不徒使百体废弛，精力委靡，而贿赂公行，赋税苛暴，其害中于道德政事国家人民者，不可胜计。人人以安乐为先务，于爱国爱民之念，悉皆抛弃无遗，虽乱亡即在目前，亦有所不恤。为中国国民者，乌可以不醒此大梦也哉？
其次则中国国民性，又有好修饰文字之弊。袁氏颁布命令，往往好用华美之文词，以自文饰。非援用古圣昔贤之格言，则侈陈爱国爱民之苦衷。在言者恬然不以为耻，见者亦夷然不以为怪，此盖习惯使然，尤为中国可恐之一事！盖重文字而轻实行，则凡古圣先贤之所垂训，经史集传之所记述，皆不免为悦耳目娱心志之具，无复有感化世人之能力。甚且躬蹈万恶，仍可假文字以欺人！以如是之民族，而欲求存于世界竞争剧烈之场，不可得也。
袁氏为中华民国之大总统，蔑视《约法》，自制宪章，伪造民意，帝制自为，冀得遂其非分之望；及云南一呼，全国响应，卒于惊怖忧愤以死。迹其致败之由，盖不外耽于逸乐及修饰文字之二事。然此固中国数千年之习惯使然，袁氏不悟其非，转欲藉此以求侥幸，遂致一败而不可收拾。今者袁氏死矣。虽然，袁氏之死。非仅袁氏一人死生之问题，实中国全国国运兴亡之大问题也，中华民国可不知所自省哉？
人有恒言，时势造英雄，今日中国之现状，诚为安危荣辱紧要之关键。吾人甚望有拨乱反正之豪杰，生于其间，振数千年衰颓之国家，以为亚细亚洲光宠。今其人不可见，而徒见滔滔者莫非为安乐主义之潮流所播荡，宁不可伤？夫贪婪卑污，乃中国古圣贤所哓音瘏舌，谆谆垂戒。今观中国疆吏，大都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吸人民之脂膏，饱一己之囊橐。盖上有奢侈虚饰之元首，斯下有贪婪卑污之官吏，循此不变，乱亡可计日而待！所愿今后中国之政治家，躬行实践，以身作则，尚节俭而黜奢华，敦诚朴而矫虚伪，庶民风可以丕变，国基可以永固，则袁氏者，未始非中国万世之炯鉴，而其死诚乃中国之大幸也。
吾爱中国者也。吾之爱中国，固非利害之问题，盖发于中心自有所不容已也。中国人今后所亟宜猛省者，此种安乐主义之生活方法，果否为人类之自然？果否适于生存竞争？而不然者，则中国国民固不免为劣等，固不免为天演所淘汰！使中国国民而甘居劣等，甘为天演所淘汰也，则亦已矣。若犹有奋发之心，则今日者，非天正迫汝自觉而置汝于危机之下乎？
忆前文已论袁氏固非无才无能，其智术，其心力，亦过常人；顾无道德以为体，学识以为用，思想落伍，遂使其一切行事，多人歧途，卒至祸中于生民，流毒于后世！民国十五年十月十日，《申报》载蕉鹿客《十年前洪宪纪元之回想》一文，论叙史实，语重心长，节录其中，用殿我文：
（上略）辛亥之际，革命甫成，南中孙文，得南京临时大总统之任，虽其革命家，未必即有行政建设之经验，一新耳目之党人，未必即足以合流于中国数千百年之官治。而纪元已易，正朔重颁，未始不可以方新之机，促未来之治；而袁乃隐有所制，必其自居。当日挟北洋派战败之余威，以外凌党人，内欺清室，缘饰自售。南中固不知自奋，亦复为息事更张之计，而袁遂以继统闻。维时极有欲其南下就职，以脱去北方之巢窟者，而曹锟遂受意兵变于大栅栏，以泥其行。京华负贩，至今追想，迄莫能忘。
迨至大选，遂又以临时而正式为元首。在此际革故鼎新，人多朝气，内而台阁，多属名流；外而封疆，多属首义，一时物议，庶几长此可以久安，目前可以图治。即以财政、政治、军事诸端言之，亦由繁就简，大致预算，庶几就范。顾袁以与民党失和，有所消长，遂以宋案而起癸丑之役。夫民党之不为袁用，固其分也。而袁必欲翦伐灭遗，似国非公器，人惟独尊，等异党如敌国，岂卧榻宜他睡。一方又挟北洋派，以相团结，长驱驰骤，以开北洋军阀占领各直省之先河；盖饵诸将以功利，而不屑毁造成民国之党人。在党人者，固或自行不义，物腐虫生，为袁所得乘其隙；而袁之不以国家为重，不以协恭为戒，转致毒于异己之心，以造成中国兵连祸结之局，罪无可恕，亦复彰彰！夫革命正反清之常，宜图休息。北洋派者断送满清之军政于数十年之中，自革命役成，亦正宜少戢羽翼。而袁则反其常，以复卵翼之，以复造此乱离之因果，视南方如征服之区，迨兵力所至，幸而获胜，中国庶几全被征服矣；而袁乃更视国家为易与，以渐渐即于帝制之途。夫同为国人，国人动极思静，舍一部分之民党，不甘征服，亦或者可泯南北之界限，俾征服之将领，得其正轨，循为政治，亦未始不可苟安。而诸将者，初藉袁之力，以得其地盘，亦正复对袁，不无寅畏之思。则袁虽征伐民党于前，亦尚得统治国家于后，人民舍其革命平等真正民意之口头禅，亦未始不可以歆飨报功，俾得安居托庇于袁狄克推多制度之下。孰知大谬不然，而复有称帝之思，内聚奸人诡士，日夜驰骤，好货利者，则量给以货利，但得数十百元，已足招致劝进之名册，累累篇牍。好虚名者，则崇之以虚名，而非驴非马之官制，若上中下大夫，一纸公文，亦足导人心至于虚罔罪眚之途。其不可幸干者，则临之以斧钺，组织暗杀之队，而阴有其魁，论级行赏，以某地之某机关，动其部属，而开幸险穷杀之心理之行为。货财之不继，则密谋举债，而利源以日塞，停兑国钞，而金融为紊乱，奋其淫威，而国家社会之人心之政治制度，乃一一毁灭，以致于勿遗瓦砾，其反反常之贻毒，并复为后来之人所师资，所取法，而辗转乃又及于今日，蛛丝马迹，谁阶之厉耶？
更有对列邦也，明知此反反常之事，为举世言政治有信守之国家所勿许，则又阏支墨顿，别为巧计，而不外动之以货利，其卒也，国际无信义道德之可言，敦槃之际，已有内定协调之痕迹，而举世所奔走号呼之廿一条，亦于此际，阴图承认，遽为容纳。闻之当日周旋台阁者曰：其恭递条文之日，递文者足恭而语，一手上文书，即嗫嚅曰：“请大总统高升”，袁氏笑纳其呈，頫首而退。此其情形之一卑一亢，一则以自满，似正朔之颁，将须次子域外；一则以自喜，似乘此机会，不劳而获，所得者夥颐夥颐，其余之莫可穷诘者称是。而四年之末，律历将颁，复不得同意，于是内外歧称，为天下笑，而国家外交之对等精神，与罔私干禄之陪臣体节，两俱失之，示弱天下。袁虽首领已腐，后来者遂难为力争之理，以创其恶例；狡者为便私之计，亦复袭其故智。若临城之赔款，则段亦躬受之，而易得执政之称矣！至于直省将领，直视之如列藩，不惜又以货利饵人，而使称臣事顺。
夫北洋诸将，固自认袁氏之代起为正统，而尚少有寅畏之心者也，至此袁不惜屈躬以求，则诸将者自复攘臂以起，此我求童蒙，不嫌尾大，并其正位之后，何为治体者，尚勿遑自恤，而但谋足成其事，以不惜贻祸于将许矣。故聚财者厚自丰殖，而勿之禁也，且益之以货利。政治以操守为典要，袁不惜讽人以坠其操守，水之就下，甚于决川！方革命初元之际，人人有自祓之心，故或尚甘于清贫；及堤防一溃，而军阀遂放纵至不可收拾。张勋方镇徐州，以其有故主之思，则所以牢笼之者益至，于其生日，则遣伶祝嘏，特颁荣爵，声色之端，遂渐极乎人欲。而自此以还，遂成惯习，以俭养廉之说，更复夷灭而不存。张勋者，以其骄恣之娱，卒亦俯首，此于复辟，显见寇仇，亦复以极欲者易其节守。张之行止，无当于论评，而节守之坠，则袁实尸之！此其开先例，毁人心，贻祸奕翼，以造成今日罪大恶极之军阀，使国民之迄莫得少苏生息者，又袁之惠流也。一方以本身代表北洋，攘取国家，使诸将臣服，而生北洋正统之谬论，徐、冯、段以来，亦正用此谬点以自矜。一方使军阀萌列藩罔替之想，使国民均为被征服者，而军阀骄恣之罪，遂至今莫可得逭。其结果也，陆荣廷于领饷之后，遽应西南；陈宦于俯跪称臣，领川任后，亦一电来请退位。此其时也，袁之声色均废，于电文译呈之后，汗流浃背，目眩头晕，其愚为可怜，而其情亦为可悯！八月十三曰，朝露易晞，迷梦未醒，形骸土木，于其本人者，以罪当罚，无所足言，而所开之恶例，所遗之祸毒，乃至今令国民茹苦含辛，以为忍受者，十年于兹！而货利声色之摇动人心，夷灭至理，使邪僻者萌依附之思，奸黠者售罔营之诈，而因此以造成无数之恶因，政客簧鼓也，军人干政也，北洋正统也，匪夷所思之事，一一留真绘影，以至于十年，而洗此十年之积毒，正恐更假十年，亦不足为力矣！
语云：“以人为鉴，可知得失。”洪宪之得失，无待于蓍龟，而鉴者或尚昧之，或故犯之，少凜然之戒，惧覆辙之愆，非必即图有更张民国之事实，而辄或引其所开之恶例以自便，此为读政治史者所不可不知！会以十年回顾，深刻大书，欲国人知症结之所在，而引以为戒，俾国家者于反常之后，得少安于反常之中，而不可更有反反常之举措，以夺此垂毙之民之生机，而所谓反反常者，不必在于帝制之自为，而在于举措宜戒之一切恶例，则庶几正规可循，殷鉴不远，未必语于富强，亦足即于苟安。即此苟安之中，使国民者得延其喘息，而从政者使足以少留泽溉，俾有余晷，以斡旋于列强，以起衰而振弱，容有豸乎。（下略）附录我的父亲袁世凯附录我的父亲袁世凯
袁静雪
我的父亲袁世凯，生平事迹已有许多书刊记述，但是他的个人生活，他的家庭及他在家中的一些活动，外人或者不易弄清。我是他的第三个女儿，应该在这些方面提供情况，以便让世人更全面地认识他。下面将要谈到的，有的是我听父亲说的，有的是我听母亲们、哥哥们说的，有的则是我个人所经历和目睹的。不过，我父亲于1916年死去的时候，我只有17岁，加之我们那样一个封建家庭对我们管束得很严，使得我与外界的接触很少，因此我的所见所闻是很有限的。也由于这个原因我的叙述不可能完整、系统。而且事隔多年，仅凭个人追忆，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在叙述的时候，倘要涉及一些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多费笔墨就显得累赘，所以或是从略，或一笔带过。
家世和青少年时代
我的父亲袁世凯，字慰亭，别号容庵，清咸丰九年阴历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生于河南省项城县的袁寨。他是我祖父袁保中的第四个儿子。我们家是按规定的字来排辈份的，从我祖父起，按“保、世、克、家”4个字往下排。我祖父袁保中是县里的大绅士，一生没有做过官。当捻军在河南活动的时候，他曾和县里的乡绅们一道办过团防。我的叔祖袁保庆曾随同袁甲三清朝剿捻名将。保中、保庆都是他的侄子。办过团练，还在河南、安徽一带攻打过捻军，最后的官阶是江南盐法道。
我父亲的兄弟姐妹，一共9人。除了我的大伯世敦是嫡出的以外，其余兄弟5人、姐妹3人都是庶出。我父亲的生母是刘氏。在我父亲出生的当月，我的叔祖母——保庆的妻子牛氏，也生了一个儿子，但生下不久就死去了。我祖母刘氏在生了我父亲以后，奶水很缺。可是牛氏的奶水却极其充足，因此就由她把我父亲接过喂奶。我父亲小时候很逗牛氏的喜爱，牛氏对他视同己出。后来，由于我叔祖父的妻妾都没有再生养，所以我父亲就过继给他，作为他的嗣子。
我的伯叔们，除了三伯世廉做官以外，其余的都在家当绅士，没有外出做过什么事。后来，我祖母刘氏死在天津。当时我父亲任直隶总督。他请了假，搬运灵柩回转项城安葬。但是我的大伯世敦，认为刘氏不过是一位庶母，所以不准埋入祖坟正穴，只准她附葬在坟所的地边。这本来是合乎那个时代的“礼仪”的。可是我父亲却和他争执了很多次，由于大伯坚决不答应，最后只得另买了新坟地安葬。从这以后，我父亲和大伯世敦就不再往来，还由于这个原因，以后就定居彰德的洹上村，不再回项城老家，直到我父亲做了总统，他们老兄弟俩还是不相闻问的。
当我父亲8岁的时候，他嗣父保庆到山东候补。我父亲第一次离开了家乡，随着嗣母牛氏前往济南。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入家塾读书。开蒙老师是王志清。后来，他的嗣父调任江南盐法道，他也就和嗣母随着到了南京。他人极聪明，但是不肯好好念书，经常外出玩耍，喜欢打拳、骑马、下棋、赌博。他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喜欢骑着马四处游玩，南京的名胜如清凉山、雨花台、莫愁湖等地，都是他任意驰骋的好所在。也就在那个时候，他就能够自如地控制那些不驯服的烈马。我父亲后来的弃文习武，不能不说是与此有关。
他的嗣父有一个很得宠的姨太太，叫做金玉，是和牛氏不和的。我父亲当时年纪虽小，却能够在这两个人中间设法调和。因此，牛氏和金玉都非常喜欢他，并且还在他们丈夫面前，掩盖他那不好读书、不务正业的种种行为。后来他的嗣父死在南京，他才随着嗣母牛氏又回到了项城故乡，那时候他已经15岁了。